据考古发现，远古时代的人类祖先在桂林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早在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桂林就有了“宝积岩人”的踪迹。

　　甑皮岩遗址表明，约在9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桂林的先民就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穴居生活。

　　汉墓、南朝墓出土的陶器、铜器、铁器、石制品、滑石制品、银、水晶、玻璃装饰品等，表明了当时桂林文化发展的水平。

　　西山、伏波山、叠彩山、七星岩、龙隐洞等处留下了为数众多的摩崖造像和题记，反映了唐代桂林佛教文化相当昌盛。唐代著名和尚鉴真第5次东渡日本失败后，曾在桂林居住一年，期间行医施药、布经传法。释怀信等高僧也曾到过桂林。

　　相思运河筑于唐长寿元年，也就是公元692年。源头从临桂县会仙乡东北4公里处的狮子岩西面流出，转向东南流入官塘，相思埭运河工程即从塘南面筑一座分水闸，将水一分为二引入东西渠内，东西二渠各长7.5公里，这条运河的开凿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是研究我国水利史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位于中山北路西侧鹦鹉山石壁上，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的静江府城池图，是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图高3.2米，宽3米，因此又是世界上篇幅最大的古代石刻地图。图中使用了36种抽象符号来表示地形地物，为现代符号化地图的发展开启了先河。

　　宋元时期扩建府学，开办书院、县学、义学，创设贡院，留下了《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等一批珍贵的典籍。宋代石刻近500件，有诗文、曲赋、题名、书札、格言、题榜、佛经、规约、告示以及图画雕刻，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领域。

　　绍圣三年即公元1096年，王叔和《脉经》开雕，为桂林图书印刷出版的先河。

　　明清时期，桂林是岭南的文化中心，学风更盛。书院学校增多，明代考生号舍达1500多间，清道光年间达5011间。临桂县在明代考取进士的有52人，在清代有188人；清代临桂考取状元的有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刘福姚等4人，桂林因此有“状元城”之称。

　　陈宏谋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是17世纪研究儒学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被誉为“岭表儒宗”，著述甚丰，主要有《五种遗规》行世。

　　明代著名诗人有包裕、张腾霄和张文熙父子以及张鸣凤等人。清代桂林诗人、学者数以百计，朱依真为“粤西诗人之冠”，在清代文坛有一定地位，“杉湖十子”也有一定的影响。王鹏运、况周颐为清末四大词人中的两位，共创“临桂祠派”。

　　清代桂林画坛名家辈出，有史可查的画家不下百名。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独树一帜的一代宗师。周位庚为广西山水画家之冠。李熙垣、李秉绶、罗存理在广西画坛占有重要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成为中国著名的抗战文化中心。当时在桂林从事文化活动与创作的文化人有1000多人，全国知名的一百多人，他们中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艾青、柳亚子、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等。抗战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桂林的出版社、书店有220家，出版报纸、杂志260多种，各类图书2000多种，抗战书籍印数占全国出版总量的80%。持续3个多月的“西南剧展”等大型文化活动，是桂林文化史上壮丽辉煌的一页，因此而成为闻名遐迩的“文化城”。

　　少数民族民俗文物陈列厅陈列的民族民俗文物，及适当复原的木阁楼、民族喜庆节日场景模型等，反映了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和民族习俗，展示了广西土著民族文化魅力。

　　桂林博物馆馆藏靖江王陵区出土的各类明代梅瓶300余件，其中60余件为陶梅瓶，250余件为以青花为主的瓷梅瓶，分6个时期，13类器型，12种釉色，31种纹样，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世所罕见，倍受瞩目，被誉为“国之瑰宝”、“ 梅瓶之乡”，在我国陶瓷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

　　桂林这座悠悠历史文化名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留下了桂林的昨天，历史还将展示桂林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