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煎饼

　　煎饼是泰沂山区农村里的主食。在众多花样的山东面食中，似乎惟有煎饼固守在山东的民间。把五谷杂粮磨成粉，加水拌成酱，舀起一勺，倒在灼热平滑的鏊子上，再用煎饼筢子把酱摊平，转瞬之间，煎饼就熟了。烙煎饼的工具主要有三件：一是鏊子，圆形铁制的，中心稍凸，其下用柴草加热，上面烙煎饼；二是手持用来推动糊子的工具，当地人叫“池子”，板状弧形木制的，有柄，把糊子放在热鏊子上后，用池子左右推摊，糊子便薄薄地摊在鏊面上，也有的用筢子，还有的用“竹劈”，作用相同，但烙出来的煎饼却各有特点；三是油擦子，群众呼为油搭子，是用十几层布缝制的方形擦子，上面渗着食油，用来擦鏊子，为防煎饼粘连鏊子揭不下来。煎饼糊子的制作较复杂，麦子、高粱、玉米、谷子、地瓜干都能为原料做糊子，磨糊子是很费工夫的事，二三十斤粮食一般要两三个小时才能磨好。磨的时候，添料必须是有经验的老手，要勤添少添，磨出来的糊子才细腻均匀。

千佛山庙会

　　每年夏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济南的老百姓要到千佛山登山，站在“赏菊岩”上赏菊。自元代开始，就定九月九日为千佛山庙会。

　　千佛山附近盛产柿子，尤以大盒柿为最著名，庙会期间，适值大盒柿成熟上市，赶庙会者，多买柿子而归，故千佛山庙会有“柿子会”之称。每年庙会期间，从山脚下到山腰兴国禅寺间一公里多的山路两旁，有固定和流动摊位1000多个，经营日用百货、土特产、风味小吃、工艺美术品等，来自省内外的民间艺术团体在庙会上表演杂技、马戏、歌舞等，人流如潮，热闹非凡。

祭海

　　“祭海”是山东沿海地区的渔民在出海时祈求神祗保佑的典祭活动。青岛、烟台、威海地区沿海渔民历来有祭海的习俗，他们多在海边立龙王庙，并尊龙王敖广为“海神”。

　　青岛即墨周戈庄的祭海活动相传源于明末。清明节前，春汛来临，气候转暖，渔民在出海前要选一个黄道吉日到龙王庙祭神，祈求龙王保佑风调雨顺，海上平安。

　　改革开放以后，渔家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渔民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祭海不再是一种迷信的祭典活动，而是作为一种风俗沿袭至今；祭海的形式、内容也由单纯的祭神变成了欢送渔民出海、预祝渔业丰收的盛大节日——“上网节”。

　　“祭典”仪式是一种布满乡情海韵的民间祭奠活动，村民们抬着宰好的整猪，渔妇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提着供品，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海滩上。各家都非常有秩序地将供桌、供品摊摆开来，在供桌前还要有一只雄鸡，取意“大吉大利”。应该说，海滩上最热闹的就是各家往庙前的照壁上贴对子，由于照壁较小，好多对子都是重叠罗压，看上去琳琅满目，内容也非常丰富，基本上都是预祝丰收的吉祥话语，比如“水不扬波 ”、“满载而归”、“金玉满堂”、“风平浪静”、“天保发财”等等，这都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一般在上午九点，上网节正式开始，海滩上鞭炮齐鸣，礼花喧天，万头攒动，一片欢腾。剧团扎台唱戏三天三夜，秧歌、龙灯、旱船、腰鼓及各种民俗表演纷纷登场，热烈的场面极为壮观。随着阵阵的鞭炮声，渔民喜悦地迎接一年新生活的开始。

东岳庙会(泰山庙会)

　　东岳泰山为五岳之首，是佛道并存的神山。泰山脚下的岱庙，供奉着泰山神——东岳大帝。传说夏历三月二十八日为泰山神生日，历代帝王多于这天在 岱庙举行封禅大典。帝王的庆典活动、佛道的宗教活动以及民众的朝山进香活动，在岱庙一带形成了以贸易活动和娱乐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东岳庙会。宋元以后，东岳庙会成为北方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庙会，泰安也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元明时期成为华北最大的骡马交易市场。

　　历史上的东岳庙会盛况，史籍中有不少记载。明末清初张岱在《岱志》中记述：“东岳庙……阔数百亩。货郎掮客，错杂其间，交易者多女人稚子。其余空地，斗鸡，蹴鞠，走解，说书，相扑台四五，戏台四五，数千人如蜂如蚁，各占一方，锣鼓讴唱，相隔甚远，各不相溷也。”民国年间，每年庙会期，善男信女远道而来朝山进香者不绝于途，山中居民多出售香蜡纸锞，生意最盛。沿途乞丐甚多。建国后，庙会转化为物资交流大会，“文化大革命”中中断。

　　1986年泰安市恢复了泰山庙会，地点改在泰山环山路上，以红门、王母池为中心。新的庙会保留了传统庙会的一些内容，又充实了新的内容和新的特色，集游、玩、吃、乐、经济贸易于一体，规模和影响在逐年扩大。

　　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泰山东岳庙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庙会文化的源头之一，展现中国民俗文化的大舞台以及世界庙会文化的典型。今天，古老的东岳庙会又被赋予了新内容，焕发出更加迷人的风采，成为泰山旅游的新亮点。

山东大秧歌

　　“山东秧歌”是中华民族乐舞文化史上的一朵绚丽多姿的奇葩，在中国民间舞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山东秧歌具有突出的地域性，从分布情况看，以鲁西、鲁北和胶东半岛流传最盛。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不同种类的秧歌约有30多种，秧歌的总体风格相对统一。 表现形式大致分为地秧歌、寸秧歌、跷秧歌三种，其中跷秧歌历史最久、分布最广，表演形式简单。寸秧歌象征四十年代以前女人的小脚，四十年代以后逐渐消失，大部分转化为地秧歌。地秧歌表演形式丰富，群众参与范围广，角色扮演可分老中青少等，一般是高跷与秧歌融为一体对应表演，并能扮演历代英雄人物及体现民俗风情的片断。其中最主要的有“鼓子秧歌”、“胶州秧歌”、“海阳秧歌”，被称为山东“三大秧歌”、“山东三大民间舞蹈”。其总体风格男性粗犷豪放尽现阳刚之气、女性妩媚柔韧富有含蓄之美。

热烈火爆的鼓子秧歌

　　“鼓子秧歌”最早叫“打鼓子”，亦称“大鼓子秧歌”、“跑秧歌”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才普遍称之为“鼓子秧歌”。鼓子秧歌广泛流传在以商河县为中心的惠民、乐陵、阳信、济阳、临邑等县市，主要角色有伞、鼓、棒、花四种，这四种角色是以演员所用的道具命名的。其中花为女角，伞又分丑伞和花伞，丑伞多扮 作老汉形象，花伞多扮作青年，丑伞中的第一和第二把伞既是演出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又是领舞者；鼓是鼓子秧歌表演的主力，人数最多且由男性青壮年扮演；棒一般由青少年扮演；花又称拉花，有地花(不踩跷)和跷花(踩高跷)之分，多由少女扮演。除以上四种角色外，还有一种丑角，亦称“外角”，可扮成各种滑稽角色，一般不在正式编制之内，要根据是否有能力扮演这种角色的人才而定。鼓子秧歌的各种角色在人数搭配上没有统一规定，一般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一般在90人以上，70人左右为中型，50人左右为小型。增加角色必须是偶数和它的倍数。如伞的基数为4，就以4的倍数递增。鼓的基数是8，就以8的倍数递增，其他角色依此类推。为了保持鼓在秧歌中的主导地位，鼓必须多于伞的两倍以上。

　　鼓子秧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程式和艺术风格，同时还表现了民间艺人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艺德与情操。

优美俏丽的胶州秧歌

　　“胶州秧歌”发展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主要流传在山东即墨、黄岛、胶南、高密等地区。胶州秧歌原有“地秧歌”、“跑秧歌”、“三道弯”、“扭断腰”等名，建国后为了与其他地区的秧歌相区别，因主要活跃在胶州市郊范围内而统称为“胶州大秧歌”。胶州秧歌的演员基本编制为24人，如增加人数必须是双数递增，秧歌队需有一至二人的组织领导者，负责全队的事务，俗称“秧歌爷”。还有一人由秧歌队的教练或老演员来充任，叫“伞头”。伞头必须具有眼明手快、头脑灵活、口齿伶俐的能力，在演出前念些顺口溜或说些吉祥话，语言必须风趣幽默。

　　胶州秧歌的音乐伴奏，一般用旋律优美、音调多变、节奏明快、乡土气息浓郁、羽调式的民间吹打乐。秧歌的音乐与舞蹈动作配合密切，音乐中用来表现秧歌舞蹈“慢做快收”动律的附点八分音符贴切典型，音乐根据舞蹈情绪灵活运用，两者在力度与速度上高度和谐统一。当今，胶州秧歌的独特风格更加大放异彩，许多外国人专程来胶州学习秧歌，不少当地老艺人被请出去传授技艺，更为可喜的是胶州秧歌已被编为艺术院校的舞蹈教材，成为全国艺术院校民间舞蹈的必修课程。

结构严谨的海阳秧歌

　　海阳秧歌结构严谨，秧歌队分指挥、演员、乐队三部分组成。演员分男女演员两种，人数多则几十人。男演员叫“花鼓”，一般由16至24名男青年组成。货郎与翠花是表现乡间小商人走街串巷、村姑娘挑买小百货的生活情节。丑婆则是乡间老妇扮相，傻小是顽皮孩童扮相，两人在秧歌表演中不受限，可随意跑动，逗闹嬉笑，取悦观众。扮老头、老婆的表演者随秧歌队跑场，并指挥乐大夫点报表演节目。

　　海阳秧歌的演出步骤有：拜进、拜出，串街、走大阵，耍小场、跑阵式，演场。“拜进”与“拜出”主要是用于秧歌队与接受单位的联系和告别；而显示秧歌队阵容、技艺和进入表演场地开辟表演区域、拉大场的表演叫“串街”、“走大阵”；“耍小场”和“跑阵式”为秧歌队中几种角色的重复表演和各种图案变换的默契配合，犹如众星捧月；“演场”则是以上几种形式的“煞板收势”。秧歌队按逆时针方向走大圆场，指挥乐大夫舞至中间点报节目，各种秧歌小戏舞蹈节目依次亮相表演，其他演员蹲地小憩 。

　　海阳秧歌的动作，要求全身都要“活泛”，要“浑身会说话”。动作非常讲究内在力量的扩张，而扩张要靠呼吸来带动，呼吸聚散着内在力量，作用到胸部、胯部，扩展到全身，控制着动作的力度和幅度。男演员讲求“铺身刹架”、“脚底生根”、刚柔相济，给人一种沉重、稳健之感觉。女演员讲究心态的表露，追求舒展飘逸，特别强调腰部的灵活性，从而形成海阳秧歌男“提沉”，女“抻拉”的特有韵律和丰富内涵。

　　海阳秧歌还注重塑造各种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善于从生活中提炼丰富的舞蹈语汇，从不同角度、用逼真动人、惟妙惟肖的舞蹈语汇抨击邪恶、赞颂真善美。

　　随着社会的发展，山东秧歌已经过由量变到质变， 其中“胶州秧歌”已发展成一种独立的纯舞蹈形式，它不仅在本地区普遍流行，而且在全国舞蹈比赛中也获得较高的声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种民间艺术。山东秧歌以其丰富质朴的舞蹈语汇、多姿多彩的舞蹈形式，日益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杨家埠年画

　　自明朝开始，潍坊杨家埠就在地方志里有村史记载。当时它是一个临近集镇的小村落，虽经沧桑，村子规模却变化不大，至今全村户数不愈300。“家家画店，人人画工”是这个村数百年前就已形成的特色。早在明代洪武年间，这里的杨姓艺人就开始创作木版画艺术品了。至清朝，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技法臻于成熟，绘制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艺术风格缜密质朴。自此，年画生产形成产业，规模和产量逐年扩展。清朝乾隆后期，杨家埠已有“画训百家，年画千种，画版数万”的称誉。

　　1949年后，当地政府积极扶持发展年画生产，成立起“杨家埠年画改进委员会”，并组织艺人对古代工艺进行发掘考察，在原先基础上加工、改革、创新。“文化大革命”期间，年画业遭到严重破坏，画版被毁，画人改行，生产全部停顿。自1978年起，杨家埠人重操旧业，成立起年画社和年画研究所，将这一濒临失传的艺术品类进行抢救性整理，恢复了个体生产年画的传统方式，画品的艺术性和产量达到了近百年来的最好水平。

　　现在，杨家埠生产的木版年画倍受国人喜爱，其销路越来越广。除山东本省各县市外，北到黑龙江，南至长江流域，东达辽东半岛，往西直越太行山一线省市，均为杨家埠年画的旺销地。

　　海外人士垂青杨家埠年画是自鸦片战争时期开始。最初是天主教父们到处收集以为藏品，后来发展到不同职业的人士来华购买。1978年，法国汉学家艾利阿斯伯格编纂出版的《中国年画》一书，就收进了多幅杨家埠出品的画作。随着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光顾这个小村的境外人士越来越多。他们不仅仅赶来购画，更多的则是来这里考察、访古，探求中国这个普通农村生出年画产业的奥秘。1978年春天，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携夫人来到杨家埠。当他见到一位普通村妇用手一抹、一按再一揭，一张花花绿绿的年画便印出来时，惊奇得直拍手掌。

　　杨家埠木版年画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凡属百姓喜欢的人物、山水、花 鸟、瑞兽、仙佛，均为年画表现的内容；凡属中国的屋宇、庭院、门户、畜舍，都有相应类别的年画装扮。仅以门为例，就有贴于街门上的门神、将军型；贴于堂屋 门上的文门神、朝官式；贴于场院屋门、仓库门上的栏门判等。这些反映民间乡土文化心态的年画均具明显的装饰趣味和极高的实用价值。

　　杨家埠木版年画全为手工制做，从拓稿画样开始，到雕刻木版、上案印刷、烘货点胭，四套工艺无一不是画工、艺人手工所为。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艺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自19世纪起，杨家埠有记载的著名艺人就有30多位。如1806年出生的以画“包公上任”闻名的杨芳；1881年出生的被人们称作神童王的杨万亮；1902 年出生的擅长半印半画的杨同科；1920年出生的刻版传人杨洛书等，都是杨家埠有口皆碑的艺术名匠。

　　在杨家埠，生产年画历来以家庭为主，一家作坊亮出一个画店的牌号，画店世代相传，名号永久不变。这些画店的家庭成员，从老到少各具其长，要么画，要么刻，要么印，十八般武艺集于一身的也不少。即便从外村嫁进的媳妇，经过一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也很快成为操持某种技术的匠人。

　　如今的杨家埠，更是人才辈出，画店兴隆。这个不足300户人家的小村，从事年画生产的家庭画店已达200多家，有700多人长年在画案前忙碌，许多人成了技艺超群的年画大师。他们有的去京城举办画展，有的被邀请去国外进行表演，还有的竟站到了艺术院校的讲台上。

　　杨家埠村的名气越来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