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十五烈士纪念碑位于现中山公园南侧，它铭刻着大革命时期牺牲的十五位英烈的光辉事迹，记载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令人难忘的一段历史。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统一战线形成。天津和直隶省共产党员于方舟、江浩、李锡九也出席了这次大会。会后，他们回到天津，很快在英租界义庆里40号（现南京路义庆里21号）筹建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国民党直隶省、天津市两个执行委员会机关（简称省、市党部），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党、团员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江浩担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负责人，于方舟任执行委员，共产党员辛璞田、江震寰先后担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常委，负责市党部的工作。1925年底，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天津后，国民党的活动公开了，于是将义庆里40号的省、市党部迁至老铁桥大东旅社（今东北角长途汽车站）。1926年3月，国民军在中外反动势力夹击下撤出天津，奉系军阀卷土重来，查封了大东旅社，党及其领导的群众组织被迫转入地下，于是又恢复起用义庆里40号，但仅有国民党市党部在这里办公，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天津地委书记在这里主持工作，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同时为了确保安全和工作方便，地委在同一胡同的另一端17号设立机关，由地委书记李季达常驻那里负责具体工作。 奉系军阀占领天津后，褚玉璞当上了直隶保安司令。他出身土匪，乖戾残暴，对革命党人进行疯狂镇压。到1926年下半年，白色恐怖更加严重。10月，在裕大纱厂捕获国民党员3人，在严刑讯问下，被捕者背叛了革命，泄露了国民党在津活动的内情。同时保安司令部获得“共产党人在各租界设立机关、秘密活动”的报告。随后，大破坏、大逮捕开始了。11月23日下午，天津警察局勾结英租界工部局，前往义庆里40号的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查抄，封闭了机关，将在机关办公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革命派江震寰、邬集中、王纯善、马增玉4人逮捕，将《国民党党纲》、《孙中山演说集》和许多宣传品、文件等，连人带物一起送交英工部局。并派暗探在义庆里“卧底”，以便逮捕前去机关的革命同志。 江震寰等被捕后，在《华北晚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及时发出消息，以使同志们闻讯从速躲避。但由于许多同志没有看报条件，结果又有许凤山、徐建中、孙宝山、王鹤洲、孙一山、倪家志、王建文、马自芳、王益三、赵玉良、韩玉亭等11人先后被捕。事后，经英国工部局调查，证明他们确系国民党员，查抄的文件、书籍也全是国民党的，本不想引渡，但由于军阀当局多次派人向英国领事交涉，直到通过外交部干预，英国方面妥协了，遂用两部汽车将被捕者引渡给天津警察厅。在那里，十五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革命派人士受尽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但他们毫不屈服，表现了革命者的英雄气概。 在这期间，广州国民政府曾致电英国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声明：倘被捕诸人受害将令英国政府负责，即将来诸人被开释，应该赔偿损失。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响导》周报刊载题为《天津英租界引渡国民党员之严重意义》的署名文章，指这一严重事件是“英国帝国主义致奉鲁军阀的见面礼之一”，揭露“租界是摧残革命运动助长反动势力的根据地”。同时，组织上派人来津对被捕同志进行了营救工作。 1927年4月18日清晨，军阀头子张作霖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遥相呼应，下令将共青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常委江震寰等十五位革命志士以所谓“组织党部，宣传赤化，阴谋暴动”的罪名押赴刑场（今南市食品街）枪杀。在开赴刑场途中，江震寰等高呼革命口号，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沿街群众被他们的英勇壮举所感动，潸然泪下。他们牺牲时，巍然屹立，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国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将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为人们崇敬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天津的十五位烈士。 1931年，天津各界人士为纪念他们，在中山公园立碑公祈。碑文中除记述十五烈士之外，另将新军阀混战时死于1930年的张志全、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