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特美术馆馆藏的众多尼德兰世俗画作最近齐齐失去了吸引力，甚至连遗留下无数话题和争议的鲁本斯都暂时移出了艺术界和媒体的热门词库。几乎整个比利时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狭长回廊另一端那个屏蔽一切自然光线的工作室。

　　自2012年开始，根特，甚至比利时最重要的画作《膜拜神秘的羔羊》从圣巴冯大教堂的Vijd礼拜堂整体移送到这里，开始自1950—1951年针对二战时损毁的修复之后，最大规模的整体清洁计划。整个修复预计持续5年，在2018“法兰德斯大师年”启动时返回圣巴冯大教堂。

　　只不过现在的世代不比当年。面对着空荡等的Vijd礼拜堂，游人面对着圣巴冯大教堂难免会觉得有点意兴阑珊。根特人虽说不屑于在Vijd礼拜堂外挤着排队看画儿，却也讨厌这幅近在咫尺，根特人自豪感里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拯救了整座城市的画儿就此缺席5年之久。他们在当地报刊上发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吵嚷，直到本来完全封闭的工作室开出了供人随时供人浏览的窗口才作罢。那张醒目的，“禁止摄影”的标志是为远道而来，不明就里，不拿相机就不知道怎么旅行的游客准备的。根特人只会神闲气定地，时不时来坐一会儿，看看隔着巨幅玻璃的画家们绣花式地清洁古画儿，简直就是理所当然，又自然而然的消遣。

　　只是进度比预计的严重拖后了。现在2018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  人们已经开始穿着轻松的薄衫在运河河岸消磨时光了，隔壁的安特卫普已经捧出了鲁本斯，轰轰烈烈地拉开了“法兰德斯大师年”的大幕，《膜拜神秘的羔羊》却才刚刚完成了上半部分的清洁和修复。完成的部分早已经被急吼吼地送回圣巴冯大教堂，在Vijd礼拜堂安抚那些兴冲冲赶来的游客日益积累的抱怨。展出的下半部分被精心扫描和复制的幻灯片来代替。尽管那幻灯片据说用了最先进的复制技术，色彩的艳丽、线条的厚重竟然也都及不上500年前凡·艾克兄弟手工的笔触。

　　最新宣布的计划是所有的清洁修复工作将于2020年之前完成，正好大师年兜完2018年的安特卫普，2019年的布鲁塞尔，2020年就轮到根特了。根特人于是又开始时不时地溜达到根特美术馆，隔着玻璃“检视”工作进度。工作室正对面的走廊上还贴着一张来自根特的一群学龄前儿童的《膜拜神秘的羔羊》的临摹画儿，时时提醒着工作人员，“就算是绣花儿，你也得动作快点儿。” 这幅画是否能按期回到圣巴冯大教堂，关乎到根特跟周边城市暗暗较劲的脸面。

　　根特人这种骄傲挺可爱的，并不咄咄逼人，或者招人讨厌，却无比坚定。喝酒聊天的时候，每当谈起其他城市，他们就突然眯起眼睛，然后微微一笑：你说布鲁日啊（太旅游，样样都像是造出来给外人看的）；你说安特卫普啊（百年之后的后辈啦）；你说布鲁塞尔啊（当年还不是要靠我们供养的小城邦）…… 依靠着运河贸易，根特第一次崛起成欧洲大陆中心的时候，几乎是可以跟巴黎比肩的。起始句必用“我们根特……”的底气，就是这么来的。

　　“可凡·艾克不是出生在林堡，而且最终定居在布鲁日的么？”

　　“那又怎样？还不是根特庇护了他，不然他最重要的作品怎么会留在根特？！”

　　根特人说的，大约都可以归功于当年管辖这里的勃艮第公爵菲利普。年轻的扬·凡·艾克刚刚因为曾经的主人巴伐利亚公爵比得利斯的约翰三世去世而离开海牙，便被慧眼识人的菲利普招至麾下。除了领取宫廷画师的丰厚报酬，熟练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画家甚至被另眼相看，委派完成重要且“秘密”的外交事务。

　　菲利普庞大的财富和税收让他可以对自己挚爱的画师终生慷慨。依靠着与周边城邦的联盟，日益繁盛的运河运输，以及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羊毛贸易，菲利普与布鲁日分享运河税收，政治上扼住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的咽喉，通过谈判向周边城邦倾销服饰，在短短时间内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尽管整个尼德兰地区对即将席卷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木知木觉，但菲利普和他的贵族们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一场由艺术而起的风暴会改变这个时代。他的慷慨解囊让自己喜欢的画家摆脱了需要不停地招揽为他人绘制画像才能维持生计的境地，在他看来，“一位天才的画家是永远不应该被生计困扰的”。没有了生计压力，年轻的扬就专心致志地处理来自宫廷、教会和勃艮第贵族圈的邀约。早在海牙时期，他就拥有了自己的小型工作室。在勃艮第宫廷宽松的预算和无条件的支持下，更多的学徒和助手可以帮助他完成大部分的基础性工作，菲利普甚至默许了他在创作上的绝对自由。没有了赶命式的任务，扬并没有像后来的鲁本斯一样四处揽活，后者让工作室学徒完成大部分的画作，自己随手修补两笔签个名就算自己作品的轶事总是被当作席间笑谈。扬则不然，如今流传下来的，大约可以认定出自他手的作品，也就18幅，跟鲁本斯一比绝不算高产。他多出来的那点时间，几乎全都用在了实验上。古代美术史学者瓦萨里说其实是他在反复的试验中发明了油画，对松脂和乳剂这样新涂料的尝试，以及使用快干油来作画的方式，甚至反向传入了文艺复兴的中心意大利，并且影响了整个欧洲。不必费力讨好自己的雇主，凡·艾克自然也不会怎么费心迎合当时流行的早期文艺复兴风格。早在海牙的时候，凡·艾克就已经开始放弃了意大利式的，对人物无尽的、理想化的描摹，并不避讳人的特质和缺陷。在他那次著名的，为菲利普公爵与葡萄牙的伊莎贝拉政治联姻而做准备的出访中，凡·艾克被要求为公爵未来新娘的画像。耿直的画家并没有像其他宫廷画家那样，变着法儿地美饰未来的公爵夫人，而是忠实地记录下了伊莎贝拉并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容貌——虽然这在政治婚姻中并不怎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完好继承了当地细密画传统的凡·艾克觉得只费尽笔墨刻画人物而对环境和背景潦潦草草极其粗鲁。 他对掺有稀释油的颜料的运用，让他可以自如地描绘空间、背景、环境以及勾勒出现在画面上的器物的所有细节和光影效果。当然，这也极大地延长了他完成邀约作品的时间，如果想约请凡·艾克作画，你先得准备足够的金币，再准备十足的耐心。

　　《膜拜神秘的羔羊》差不多就完成于凡·艾克自身风格和技术的转变期。当时的根特商人、市长Jodocus Vijd和妻子Lysbette Borluut捐献巨资为当时的圣约翰教堂扩建Vijd礼拜堂（庞大的扩建工程最终形成了现在圣巴冯大教堂的主框架），一方面为了确保家族的财产、名声和地位，另一方面也间接地表达了对陷入重税危机的菲利普的无条件支持。为礼拜堂创作祭坛画的邀约最早并没有送给忙碌的扬，而是由他“默默无闻”的哥哥胡伯特在1424年左右接下。直到1426年胡伯特突然离世，扬才全面接手余下的工作。

　　最先进的扫描技术被首次用于修复工作。射线可以穿透颜料层，分辨积累在上面的灰尘和油渍，并且找到最细微的褶皱。但掌握了新技术的艺术家们还有更大的野心：他们希望能够全面扫描能够解决长久的谜案：胡伯特和扬，到底各自完成了画作的哪些部分？

　　相比起光芒万丈的扬，兄弟胡伯特显然默默无闻。详尽的勃艮第宫廷没有丝毫他的记录，也没有一幅他的作品流传下来。以往的艺术学者认为，胡伯特了完成了主题的框架的设计和大部分的草稿，而大部分的画作，是由扬来执笔完成。但根据有限的记载，扬似乎有意将自己的贡献隐藏于胡伯特的身后。在宗教改革中被毁坏殆尽，耗尽了胡伯特心血的豪华画框上，胡伯特留下了自己的题词“maior quo nemo”（比任何人都伟大），扬在完成画作时，依照惯例题词时，也只是写到“arte seeundus”（第二好的艺术）。这与他在1430年代巅峰时期惯用的签名“als ik kan” （尽我所能）大相径庭。三兄弟同为画家（还有一位兰伯特，在扬去世之后替他运营工作室），彼此的真实关系和微妙竞争并没有确切的记录，留在祭坛画上的痕迹，但愿是互相扶持的兄弟亲情的佐证吧。

　　只不过艺术家们依然没能如愿。扫描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整幅画都被人重新描摹过，而且不止一次。这大大增加了清理和修复的时间和难度。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甚至席卷了整个比利时：究竟是否应该剥除那些后补的色彩，还原当年凡·艾克兄弟真正的笔触，同时冒着无法阻止氧化和腐蚀而迅速失去它的风险。

　　今天的根特人，有时会半开玩笑地埋怨没完没了的游客降低了《膜拜神秘的羔羊》应有的魅力。本来只在重大节日才展开的画作如今成天地敞着怀。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根特后任的统治者们似乎既没有前辈们的虔诚之心，比起欧洲其他地方统治者对这幅画的垂涎欲滴，也谈不上什么守护艺术遗产。曾经根特治权的宏大象征沦落了贵族合纵连横，或者满足私欲的筹码。拿破仑横扫欧洲时，祭坛画和其他的一些画作一起，被掠去巴黎，安排在卢浮宫展览。直到滑铁卢战役结束，拿破仑投降，画作才得以重回根特。但没过多久，两翼的部分就被囊中羞涩的根特主教抵押了出去，几经辗转，被普鲁士皇帝以16，000英镑的代价，收在柏林。德国王室对画作其余的部分垂涎欲滴，借着一战之机，将根特剩下的部分全部掠往柏林。直到一战结束，凡尔赛和约中，特别写入了德国需将整幅画作返还根特的条款，以偿付部分的战争赔款。分离的画作才得以重新聚集在根特。

　　希特勒和他的党卫军也对《膜拜神秘的羔羊》垂涎三尺，希望将它收入自己的纳粹珍品库里。为此，希特勒居然在拼命轰炸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的同时，对根特手下留情，生怕无差别地投放炸弹会毁掉画作。根特老城所有最重要的建筑因此得以保全。上帝没能在战争中庇护根特，凡·艾克却做到了。尽管在战争的重压之下，《神秘的羔羊》一度被秘密先后送至梵蒂冈和法国藏匿，但得知消息的希特勒压迫维希政权交出画作。最终，画作被秘密收藏在奥地利，连同纳粹一起劫掠来的艺术品一起埋在盐矿中一直到战争结束。侦查与反侦查、抢夺与反抢夺、毁灭和守护的拉锯一直延续到战后。乔治克鲁尼、马特达蒙和凯特布兰切特曾经就在根特取景，拍摄描写盟军抢救艺术遗产的《盟军夺宝队》中最重要的桥段。直到1980年代，画作的主体辗转几次，终于结束了在布鲁塞尔的展出，被归还至圣巴冯大教堂并永久陈列于此。

　　很难说我们如今看到的，究竟有多少还会当年凡·艾克的痕迹。且不说最新发现的，整幅画作都被重新描摹过（而且不止一次）。在躲避战乱和失火的过程中，画作也曾经被污染，折损。在技术还未至臻至美的过去，每一次的修补和清洁，可能都会造成不可恢复的损伤。更何况，在1934年4月10号的晚上，奇异的盗贼 Arsene Goedertier曾经盗走了画作底部的左右两幅。在堪比《达芬奇密码》似的追踪之下，右幅被归还给圣巴逢教堂，但左幅却陷入了无尽的寻找之中。尽管这个狡猾的盗贼在临终前曾经坦白自己知道失落部分的藏匿地点，但当警察前往搜寻时，画作却早已再次被转移，并且至今依然毫无下落。从来没有任何的组织、或者神秘的买家声称拥有这一片失踪已久的真迹。根特自己似乎也已经释然，解释《神秘的羔羊》的残缺，早已经成了根特的核心故事之一。无论谁在“大师之年”前来膜拜，恐怕都还要继续讨论下去的。

　　*本文缩略版已发表于《悦游Condé Nast Trave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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