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只用了20年时间，就跨越了世界发达国家大型啤酒

　　集团100年才能走过的历程。是一个奇迹！＂

　　--世界最大的啤酒饮料设备制造商，德国克朗斯总裁：宫喜德

　　1980-1988

　　每年增加产量1万吨

　　完成了一个小型啤酒厂向中型啤酒厂的转换

　　80年代初，北京市民提着暖瓶、抱着饭盆排长队等候买散装啤酒，成为当时街头一景。“借问啤酒何处有”的声声呼唤屡见报端。燕京啤酒厂的兴建，就是为了解决京城百姓喝啤酒难的问题。但是，由于受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所有投资项目并不是说干就能干的。围绕项目审批问题，他们就费了不少周折。主要难点在于“县办国有企业根本就没有能力办啤酒厂”的思想障碍。在严密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一举一动都要纳入计划范围，既然上级怀疑你的能力，那么你的事情自然就好干不了。当时任顺义县工业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后来任副县长)的王少更同志心不灰、气不馁，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了一个筹备小组，四处做工作。他们成了市政府主管部门的“常客”、国家计委的“熟人”，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经过多方努力，上级终于批准项目可以上，但资金自筹。

　　确立了项目，开始筹建，但遇到了两个难题：一是征地问题。在当时，建一个年产2万吨以上规模的啤酒厂，需要征用不少土地。这对于人口稠密的北京郊区来说，无疑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不仅要占用大量的农田，而且还要付出一笔可观的征地费。本来就不多的经费如果购买了土地，很可能投不了产就夭折。怎样办？他们没有按常规行事，而是积极主动想办法以少投资或不投资解决这个难题。经过县委、县政府反复研究，决定把啤酒厂的厂址选在一个占地200亩，且已经停产的砖厂废墟上，并吸纳原砖厂职工，这样没花分文购地费就解决了土地紧张问题。仅此一项，为国家节约数十万元，并为及时动工创造了条件。

　　另一个是建厂资金问题。根据当时有关部门测算，投资一个年产1万吨的啤酒厂需要1000万元。筹备组经过精打细算，计划第一期工程投资675万元，建成一个设计能力为年产1万吨的小型啤酒厂。在这已经是压缩得不能再压缩的经费中，银行只同意贷款250万元，仅占整个投资的37%，资金的大头还没着落。这部分资金该如何落实？县委县政府没有坐等，而是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千方百计从各个方面、各种渠道积极筹措。他们将停办的一个其他厂的剩余物资调拨到啤酒厂，折合人民币230万元；又从县政府的行政开支中挤出30万元；从县工业局的利润留成中拿出133万元；三项合计393万元，占投资总额的58.2%，这样，建厂资金95.2%的数额陆续到位。还有约5%的资金怎么办？筹备组和先遣到位的第一批啤酒厂的工人决心在建厂过程中，凡是自己能干的，他们决不请外人施工。啤酒厂还专门成立了职工施工队，先后完成2万平方米的土建工程。多年废弃的砖瓦窑，高的地方藤蔓狼藉，低的地方成了沼泽，坑深的地方达3米多，筹建组和职工在第一任厂长蒋庚、书记蔡书田的带领下，靠肩挑车推，硬是把它整成了一块平地。就连那些100吨的巨型发酵罐，也是他们自己吊装的。由于他们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夜以继日地加班施工，不仅使建厂速度提高一倍、加快了资金周转，减少了银行利息，而且使原计划投资额也减少了30多万元。

　　商品经济的法则是：同等生产规模，谁的投资最少，谁的速度最快，谁的效益就最大，谁就是强者。燕京在起步之初，就瞄准当时在国内最先进的锥型灌露天发酵新工艺，这项工艺与传统工艺相比，节约投资近一半，而且占地少、建设工期短。按燕京起步时的规模，需要投资1000万元，他们却只用了640万元；建设周期要2—3年，他们却只用了一年零八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艰难的起步却造就了燕京人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一种依靠科技进步的先进意识。燕京的建厂速度惊动了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1982年5月19日，万里来燕京视察，称赞说：“顺义啤酒厂的建设是多快好省的典型。”人民日报在过后几天发表《一快一慢说明了什么》的署名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对燕京和某啤酒厂扩建工程两个不同速度作了比较，通过肯定了顺义县委、县政府以及燕京的建设者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创业是艰难的。燕京在以后的发展中取得的成就，都侵透着早期创业者的功绩，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可贵的是创业者们留给后人的那种敢于战胜一切的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财富。在以后的第一、二、三期改造工程建设中，副县长王少更同志及总指挥工业局副局长王永志等一批领导同志对燕京啤酒的发展仍然一如既往地注入了大量的心血，亲自审定方案、亲临现场解决困难。以第一任书记蔡书田、第二任书记于凤甫，第一任厂长蒋庚等为代表的燕京领导一班人在县局领导的帮助支持下，带领全厂职工，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流了汗水，付出了艰辛，也取得到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当时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困难极多，他们带领燕京人仍一路小跑，以每年增加产量近1万吨的速度，把一个年产1万吨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带到1988年，进入了国家中型企业的行列。

　　20多年过去了，公司里还有近百名初期创业者，他们一直是燕京人最尊敬、最珍视的力量，也是燕京精神的塑造和传播者。

　　1989-1993

　　每年增加产量5万吨

　　完成了一个中型啤酒厂向大型啤酒厂的转换

　　到1988年，燕京达到年产7万吨的规模，进入中型啤酒厂的行列，在北京的市场份额约30%，和“北啤”“五星”三分天下有其一，呈鼎足之势，可以说是“初战告捷”。

　　下一步怎么办？燕京人没有停歇，他们甚至于没来得及回味这份胜利的喜悦，便跨上了第二次创业的行程。又是七年的时间。在这7年里，燕京人胜利地完成了向中国啤酒工业最高顶峰的冲刺，跑到了众家的前列，取得行业第一。在向第一目标冲刺的过程中，燕京人一个接着一个的壮举惊动了啤酒界，引起新闻界和国人的注意，人们纷纷为燕京呐喊、助威、加油，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中，燕京是佼佼者，回顾这七年燕京然扎扎实实地干了三件事：

　　上规模

　　跻身全国中型啤酒厂之列的燕京，是维持现状，守摊保位，还是继续发展、再上台阶？当时，有不少关心燕京发展的朋友都劝新上任的厂长李福成同志适可而止，见好就收。据有关方面的资料分析，北京啤酒市场的容量是20万吨，一旦超过了这个饱和度，就会造成库存积压，产品滞销，导致企业陷入困境。而且当时燕京、北啤、五星三家啤酒厂的产量已经超过20万吨，燕京还要不要再发展，还敢不敢上规模，确实是个严峻考验。加之，“天”有不测风云。1988年下半年开始至1989年，全国市场疲软，波及啤酒行业，市场萎缩，生产受限，“是酒就能卖”的好景顿失。严峻的经济形势，开始向“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啤酒行业叫上了“板子”。

　　按照一般经济规律，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保持原有产量、度过难关，就是一个胜利，若是再去扩产，无疑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燕京人临危不惊。他们依据实际的市场调查，经过冷静思考，做出了如下分析：

　　其一，市场疲软现象是暂时的。经济发展有客观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经济状况会很快好转，啤酒的需求量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

　　其二，中国啤酒市场的潜力很大。从世界范围内看，当时世界人均啤酒消费量25公升/年，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95公升/年，德国138公升/年，欧共体平均87公升/年，而中国人均量只有10.3公升/年，生活水平较高的北京人，也不过20公升/年。就北京而言，要赶上美国人消费量，还有4倍多的市场扩展空间。当时有人提出北京市场最大饱和量是20万吨/年，但燕京分析认为：50万吨都不是北京市场的饱和线，潜力是显而易见的，而有潜力就有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