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泽铜商文化的新认识新启示

　　以会泽东川为中心的滇东铜矿的历史已超过3000年，曾对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明清以来，会泽产出的铜跨越千山万水输送到广大地域，影响了国家发展的许多方面。千百年来，以铜的勘探、开采、冶炼、铸造、运输等，谱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会泽铜商文化。研究这一文化，弘扬其精神，对新常态下曲靖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会泽铜商文化

　　会泽铜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会泽铜商文化的两次高潮时期。根据金正耀、李晓岑二位先生进行的同位素考古研究，会泽铜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3200年前的周朝晚期。在公元2世纪中叶开始的100年时间里，会泽铜商文化迎来了第一个高潮时期。根据考古发现的会泽生产的堂螂铜洗(铜盆、铜锅、铜壶、铜鼓等器皿类生活用具)，其出土的范围，最近的在云南昭通，最远的在陕西勉县，这说明会泽所生产的器具已享有盛誉，输往全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了。在交通、物流艰难的时代环境下，铜洗的广泛流传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铜商文化雏形。明清以来至现代，是会泽铜商文化的第二个高潮时期。特别是在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的近200年时间里，会泽铜矿业逐渐兴盛，采矿、冶炼、外省采办、本省鼓铸、京运等，来往会泽之人络绎不绝、大量聚集，“一业兴而百业旺”，有力地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使会泽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经济开发区”，“铜都”的美誉流传甚广。这也被认为是会泽铜商文化的真正形成时期。

　　会泽铜商文化的主要内容。会泽铜商文化的物质基础包括铜矿的勘探、开采、冶炼和铜钱的鼓铸、铜的外运、铜艺的发展等方面。如铜矿的冶炼，据统计，自1705年至1806年，云南省共报开144个铜厂，常有30余厂，而以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的46厂为最多，多数开设在古东川地区，鼎盛时铜厂达33个，占全国铜产量的64%。这些铜厂，大多就地设炉冶炼，最高年产量达千万斤以上。又如铜钱的鼓铸，会泽铜钱的鼓铸始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前后历时200多年，有新、旧“宝云”两个铸钱局，是仅次于北京宝源、宝泉的中国第二大铸钱局。铜的外运，更是形成了边陲会泽万里运京铜的壮丽景观。

　　会泽铜艺更是璀璨夺目。产生于西汉中期，鼎盛于东汉时期的堂螂铜洗，继承和发展了薄壁铸造技术，显著特征是腹有弦纹，底部有花纹和铭文，其在全国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那个时代的审美和时尚潮流。根据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堂螂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有堂螂附子。”这是人类历史上关于白铜生产的第一次记录，早于欧洲1500年，说明当时会泽铜艺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明代东川府铸钱局铸造的纪念币“嘉靖通宝”是至今世界上发现最大、最重的金属古钱币，是吉尼斯纪录的钱币之最，会泽因此有钱王之乡的美名。产生于明代的斑铜艺术品，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无需冶炼就能锻打而成的金属器物，被誉为中华一绝。此外还有“漂炉”和“乌铜走银”等技艺，见证着会泽铜艺的丰富多彩和悠久历史。

会泽景点

　　会泽铜商文化的主要表现

　　会泽铜商文化的政治层面。主要应注意三个方面，一是采矿政策的演变及其对采矿业的影响，二是厂务的管理，三是京运的措办。

　　会泽铜商文化的经济层面。在经济性质上，出现了早期市场经济萌芽。清政府实施课税和官价收购余铜的措施，听民采取，两江两湖两广四川等地的富商大贾，携重金来云南投资采矿，他们招募矿丁，或给予工资，或按一定比数给予矿砂，具有民营的性质，但清政府对铜矿利润进行了垄断，只有一少部分剩余产品出售于市场，这在一定形式上属于封建主义束缚下的市场经济。在经济的组织形式上，出现了合伙制、股份制和承包制。对于一些小而易开采的矿山，出现了合伙制。对于大矿山，由于投资较大，便出现了股份制合作形式，参与投资的人或任“七长”之一，而每个大矿山又可分为许多小矿井，这些矿井或由“七长”直接经营，也有承包给其他人的，出现了承包制的雏形。在经济的贡献上，因外来人口的剧增及生产技术的引进，直接带动了农业、工商业、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业等行业的发展，使会泽铜息、铸息、田赋、商税、盐课等财政收入迅速增加，地方公益事业得到了发展。

　　会泽铜商文化的社会生活层面。主要是推动了尊儒重教文化的形成。随着铜商的兴盛，中原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和发展，会泽开始尊儒重教，修建文庙，传播儒学礼仪，兴办义学，培养学子文人，最盛时有义学15所、书院3所、私塾26所，文武共考取进士17名，举人202名。铜商文化促进了多种宗教文化共存共荣的发展，并反映在城市的建筑中。明清以来，会泽县城及近郊先后建有寺庙81座、会馆27座，宗祠11座，还有大量的民居。这些古建筑类型多种多样，建筑技艺精湛，风格各不相同，是见证会泽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凸显了会泽当时经济社会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