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玩市场的盛与衰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能够参与到古玩收藏的领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但这一市场的形成和发育，却经历了不少曲折磨难，北京的古玩市场就是一个缩影。

　　北京古玩市场的出现，较其他商品市场要晚。其雏形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形成。在此之前，古玩的买与卖，处在一种非法与合法纠结不清的境况中，古玩生意大都在地下和半地下状态中进行。如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龙潭公园形成规模不小的鸟市，其间除了卖鸟之外，也开始卖老鸟笼、老笼抓、老鸟杠等。最典型的能称之为古玩的，是清代、民国的鸟食罐，其中不乏精品。一位朋友说，当时一堂乾隆青花鸟食罐卖过50元，买主是香港人。由于这种买卖，龙潭湖鸟市曾被公安局和文物局多次查抄。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农村开始活跃起来，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河北雄县等地农民，用自行车驮上两个大筐，装着十里八乡收来的老瓷器，十辆八辆结队，半夜出发，往地安门、虎坊桥等文物商店送货。“车队”来得早，这些商店还没开门，门口已经排起长队。在这些队伍旁边，经常“傍”着一群城里人，与农民搭讪、闲聊。这都是北京玩古玩的“先行者”。当时文物商店收货，出价很低，一对“三百件”瓷瓶在几元至十几元不等，收购条件也十分苛刻，稍有伤残，即被拒收。而门外那些“先行者”，则伺机过来谈价，把农民卖不出去的货截留下来。北京最早的一批古玩商，大都记得“追大筐”时代，那应该算是北京古玩市场的“史前期”。

　　北京的古玩市场自来有一个传统，就是古玩生意混杂在日用旧货买卖之中，解放前的“鬼市”就是这种状况。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旧货市场在宣武公园北门形成，逢周四开市。因为那时北京按区轮休，宣武区周四休息。整整一条街都是旧货，包括自行车零件、日用杂物，古玩摊儿也混在其中。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古玩艺术品交易量大增，北京于是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古玩市场。首先因管理者对宣武公园古玩市场的挤压，迫使古玩商们向北移动，聚集到长椿街国华商场西侧。这个市场最初和卖菜的杂处，后来竟挤走菜摊儿，有了相当规模。当时在那里摆摊儿的朋友回忆，为防止被查抄，地上铺一块布，上面摆几样东西，一有风吹草动，把布的四角一抓，提起来就跑。

　　几乎与此同时，在东城区的鼓楼，也出现了古玩市场，它与卖爆肚等小吃的摊子为邻。不久竟有了质的跨越，市场搭起专设的棚子，古玩摊儿成了古玩店。有位当年在鼓楼做古币生意的朋友告诉我，警察曾一次没收了他几十枚古币，让他到公安局去领，他笑着说：“那时我可没那个胆儿。”有朋友还记得，当时香港电影导演李翰祥经常出没在这里的摊店之间，他是造诣很深的古玩收藏家，有时一天来好几趟，随身还带着一只小猴。这个市场开了几年，却始终没得到文物部门的正式许可。

　　大约就在这时，由于市场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古玩商突然来了一次“十字军东征”，几乎是集体向东，迁到了朝阳区的沙板庄，这片长满杂草的地方，即现在的北京古玩城的原址。这前后，距沙板庄西北一箭之地的一片土坡上，也出现了一个市场，这就是现在潘家园市场的前身。外地的摊贩提着筐，背着麻袋，每周日到这里摆摊，很快市场规模就发展起来。沙板庄与潘家园遥相呼应，标志着北京古玩市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时，政府的监管部门也从一味查抄，到因势利导，基本上承认了市场的合法性。

　　那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市场，即所谓“朝外大棚”，开在朝阳门外大街，离使馆区不远，专做外国人的生意，商家都有经营许可证，一般商贩不准进入。我曾在这里对一堂(四把)红木屏背椅询价，开价4000元，这对当时的工薪阶层，是个不小的数目。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现在的北京古玩城建成开业，北京的古玩市场从高端到低端，定位齐全，走向巅峰阶段，并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这段时间，是市场的黄金时期。

　　在北京古玩城开业的前后，像西城的荷花市场、东城的皇城根、朝阳的亮马、崇文的红桥等古玩市场，也随着“官园”、“兆佳”、“榆树馆”等市场的兴替、嬗变，相继出现。北京的古玩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转眼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将近10年。可以说，这10年是北京古玩市场由盛转衰的时期。所谓“衰”，并不是市场数量的萎缩，恰恰相反，这10年所建的古玩市场比此前任何时期都多，如天雅、爱家、分钟寺、高碑店、十里河等。“衰”是“衰”在古玩货源的逐渐枯竭，这是这种市场的特殊属性所决定的。因为古玩不像电视机和服装，可以短时间生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