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岁月流逝沙面的价值日益突显，沙面最吸引人的故事还停留在一百年前。沙面租界的近代化行政管理，租界内建有的电力厂、自来水厂、邮政局、电报局等近代企业、事业，以及网球场、足球场、游泳场、音乐台、影剧院等反映西方近代文明的文化、体育设施，及至沙面租界内的西方建筑风格等等，对广州人的近代化意识和观念，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沙面的领事馆、洋行是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和经济的活标本。

　　我徜徉在这些房子寻找典型的故事，当我回来整理沙面的相片时，我想找那间当年是怡和洋行的房子，但是没有找到。后来我才弄清它是沙面南街52号，今为沙面宾馆，但我清晰地记得当日我在一片喧闹中轻轻走过，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就是当年沙面最老字号的英国洋行旧址。历史就是这样爱开玩笑，就象乾隆的大意使中国失去了一个融入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我也会和这间与旧中国经济有着重要联系的老牌洋行擦身而过。

　　怡和洋行成立于1832年7月1日，由两名苏格兰裔人创办，一个是毕业的爱丁堡大学英国医生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1784～1843)，另一个是詹姆士·马地臣(James Matheson，1796～1878)。怡和开始主业务以贩卖鸦片为主，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没收的2万多箱鸦片中，怡和占了7000多箱。面对巨额损失，渣甸游说英国政府对清朝开战，并夺取香港作为英国对华贸易的据点。鸦片战争后，怡和洋行1843年在沪设立分行，是首家在上海开设的欧洲公司。怡和在上海积极参与中国现代化，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安装了中国第一台电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怡和洋行加快了在中国扩张的步伐，先后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了15个分行和办事处。19世纪80年代前后，怡和洋行业务范围从船运、保险、金融、铁路建设到制造啤酒，不仅在上海，甚至在世界上都享有“洋行之王”的美称。渣甸1841年当选为英国国会议，使得怡和在中英外交扮演重要而颇有争议的角色，清末的洋务运动也处处可见怡和的身影。它曾与胡雪岩合作并挤垮了他，就吴淞铁路的所属权与李鸿章谈判，在二次大战期间向蒙巴顿将军献策影响盟军对华战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怡和对新政府尚在观望之中，资产和人员都没有来得及撤出上海。新政府要取缔洋行，令洋行交出所有资产，中方才能释放外国员工返国。怡和洋行大班约翰·凯瑟克(John Keswick)几年间经常往来於上海与北京与中共进行谈判，最后无功而返，只得同意将资产转让以偿付债务，1954年怡和终于关闭它在大陆的全部办事处，结束它在中国大陆100多年的经营历史。

　　约翰·凯瑟克在离开上海之前，曾召开各地分支机构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宣布下旗撤退。他说：“看来，我们的好日子是过去了。将来从香港和中国大陆打交道，怕也不能按着我们的规矩办事了。”怡和大班的这番感慨，反映了中国时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他们的无奈。怡和撤离大陆损失的资产达800万英镑至3000万英镑，为此怡和几十年来耿耿于怀。

　　中共用这种截然的方式解决一个百年企业的问题，就象当年乾隆那样来得干脆，独立自主的中国从此不需要世界了。乾隆好歹也开放了一个广州，但中国从此封闭了三十年之久。

　　怡和离开了中国，但是几十年来怡和的故事还可以在大陆寻到，他在中国的商业扩张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课题，即使一幢普通的房子，还会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武汉怡和村是典型的花园式别墅，2栋的一位40多岁的女主人说，这房子年岁已久，有着所有老房子的缺点，但也有别的老房子所没有的优点：房子内部规划齐全，起居室、厨房、卧室、书房、厕所、佣人室；外部绿化非常到位，部分楼栋下面有车库——“虽然有些我们都用不上，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当时这房子盖得是多么的用心。”

　　怡和也是这样用心地经营企业，使得怡和在混乱的旧中国能不断发展壮大。许多马克思与列宁主义的信徒，常把洋行作为西方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代理人。洋行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进入中国的，在中国靠着各种不平等条约和血腥掠夺而生存发展，这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一个企业经营百年，对经济民生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怡和，原是快乐和谐的取意，但是恶意中伤它的人说怡和之名得自汇流入珠江夷管区东界一条恶臭的小溪。

　　怡和撤离大陆后在远东的业务主要在香港。投资包括有：建筑(金门建筑)、地产(置地)、航运(香港空运货站、怡中机场服务、香港货柜码头)、零售(惠康超级市场、7-11，Pizza Hut、美心饮食集团)、投资银行、酒店(文华东方)、保险等等，员工总数超过十万。怡和在2008年度《财富》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排名中名列第四百三十七。1984年3月28日，正值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进入关键时刻，香港投资者的信心低迷之际，怡和主席西门·凯瑟克突然宣布，怡和将把公司的注册地从香港迁移到英属自治区百慕大。怡和远走他方的举动说明了它对共产党的深深恐惧。

　　怡和始终不承认共产中国，但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却无法抹去怡和，翻开这部跨越一百多年的怡和史，从这个企业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今天在沙面漫步，我们还可以看见对面六二三路的“勿忘此日”的纪念碑，我们不会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它就会重演，但不要因为曾经的鲜血，就把沙面的洋人在中国的行为全都看成是血腥的，他们在中国的经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过贡献的。

　　怡和在中国的历史，是西方企业或者说西方世界与中国关系的一个普遍例子。怡和走后，我们与世隔绝三十年，等到我们重新开放国门的时候，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清朝的辫子上。经过三十年的建设中国强而不富，没有大炮再能轰开我们的国门，我们只有自己把门户打开，一个开放的国家才会国强民富。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GDP居世界的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最大的得益是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邓小平曾对此作了恰当的概括：“任何国家要发展起来，闭关自守就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改革开放外国人和外国商品的涌入，必然导致文化心理的冲突。富起来有了自信的中国人已经能够从容面对，我们是一个大国，应该用大国的胸襟接纳世界。现在很多包括广州在内的城市要建设所谓国际大都市，如果一个城市只有中国人没有外国人，那还叫国际大都市吗？或者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很多人不认识这座城市，那也叫国际大都市吗？国际都市不是自封的，是一种横向比较，只有人家认同你才是；大国不是自封的，只有别人的认同你才确定自己是不是大国。

　　笔者在数年的航海生涯中，每到海外一国，别人都问我是不是Japanese，每一次我都要更正为China。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是中国人，老外居然问你是不是日本人，你说窝囊不窝囊？中国人就是这样一种心态盼望诺贝尔文学奖什么时候发到中国人手中，其实是一种强烈渴求世界承认的心态。但是我们对老外又有多少认同呢？！什么时候全世界的人看到黄种人都问你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才真正得到那种不伤自尊心的承认。只有什么时候中国的商务活动扩散到世界各地唐人街在世界无处不在的时候，只有中国的城市再出现洋人聚居区的时候，我们再走回沙面，岁月会洗去那些曾经有过的血腥，我们会重新认识沙面，重新评价怡和洋行。历史的回音，在这里才是最真实的；沙面的优雅，我们可以再一次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