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人杰地灵。英雄辈出。云南文化三大发源地(大理，昭通，昆明)，自古一直是云南的第二大城市，素有“小昆明”之称。是进入云南的必经之路。60年代以前都一直是云南第二大城市，近代云南的伟人全部出自昭通。

昭通这块古朴神奇的土地，历史文化源远流长。1982年，昭通市北郊过山洞出土了一枚人牙化石，经鉴定为“早期智人化石”，距今约10万年，称作“昭通人”，填补了云南省猿人阶段到晚期智人阶段之间的空白，说明昭通市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原文化的南渐，今昭通地处“五尺道”枢纽，得风气之先，是云南最早、最充分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区。 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改变汉初“闭蜀故徼”的封闭政策，重开“南夷道”，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扩大中原与西南边远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自西汉建元六年至唐天宝年间，今昭通以“朱提”冠名，或为县治，或为郡治，或为犍为南部、犍为属国都尉治所，前后达800余年。其间，汉晋两代，发达的农业经济、灿烂的青铜文化特别是白铜的发明、闻名全国的朱提银、儒学的兴起和传播，表明朱提地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这从汉孟孝琚碑和晋霍承嗣壁画墓等的出土发掘可以得到充分的佐证。尤其是汉孟孝琚碑，有“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石”之美誉，著名学者梁启超、罗振玉、袁嘉谷、黄膺、赵藩、方树梅、谢饮涧等学者对此碑纷纷进行过考证，该碑是迄今为止云南所发现的唯一一块汉碑，其碑图、碑石、碑文为研究云南古代文化史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证。霍承嗣壁画中的“夷汉部曲”的写实画像，是现存晋代壁画的唯一，对研究古代民族史及汉晋时期云南民族关系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朱提文化受滇、夜郎、巴蜀、荆楚等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其表现的主要文化特征仍然属于成熟的汉文化体系。也就是说，朱提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同时包容了多种周边文化因素的复合型、地域性文化。 唐宋时期，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政权先后称雄于云南地区，昭通既与中原文化疏离，也未能充分接受南诏、大理文化的影响。上溯唐、宋两代行羁縻之治时中断中央政权建置的近五百年，今昭通称“乌蒙”(阿猛)前后千余年。土司制度的形成和逐渐完备，因用兵、屯田、民族迁徙而形成的土著文化、移民文化、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同样值得关注，同样是昭通历史文化资源中极为宝贵的财富。 清雍正五年(1727年)实行改土归流，“诏改乌蒙府为昭通府”。历雍正、乾隆、嘉庆三代，实施了一系列安定社会、发展生产、繁荣文化的方针政策，昭通社会经济文化又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民国时期的昭通，成为云、贵、川三省边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时有“小昆明”之美誉。 昭通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全市有新石器遗址20余处，著名的有鲁甸野石山遗址、马厂遗址和巧家小东门新石器遗址，时代在四千年左右。著名的《孟孝琚碑》出土就与“粱堆”相关；崖墓分布九个县(区)，近千座，为云南之最。昭通市北坡，镇雄县城北，现存东汉以来彝族乌蒙部、芒部部分遗址。盐津豆沙关、威信棺木岩、永善桥湾，遗留着众多悬棺墓。石板墓分布于巧家、绥江、盐津、大关、镇雄、彝良、威信，早至新石器时代，晚至明代。

与云南其他地区一样，昭通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地区。昭通境内人数较多的两个少数民族是彝族和苗族，少数民族同胞大多有着自己独特的民风民俗，而这两个民族也不例外，彝族的主要节日有彝族年和火把节；苗族的主要节日有药王节、龙船节、糍粑节、花山节等。 两个民族还都是热爱舞蹈和音乐的民族，而这些独特的节日因为有了音乐和舞蹈而更加异彩纷呈。少数民族的节日气氛十分浓厚，中间还经常有音乐演奏、舞蹈表演等节目，节日一到，就连附近的其他民族的群众也来参加、观看，真是热闹非常。 昭通当地还保存着许多独特的地方曲艺、音乐，如昭通唱书、昭通扬琴、洞经音乐、龙灯舞、打鼓草、四筒鼓、傩戏等，这些都是当地人们独有的娱乐休闲方式。 鲁甸伊斯兰文化旅游节 鲁甸伊斯兰文化旅游节，时间：4月下旬，地点：昭通市鲁甸县。 水富文化旅游节 水富文化旅游节，时间：5月上旬，地点：昭通市水富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