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黑人农场

　　新黑人农场

　　“早上好啊。”

　　“早上好。”

　　“睡得好么？”

　　“你睡得好我就睡得好。”

　　“我睡得很好啊。”

　　“那我睡得也很好。”

　　一大清早，当农场看门人Sems Menza像说绕口令一样问我早上好时，我还恍惚到无法想象自己置身何处。他用的是马绍纳人传统的问候方式。幸亏我在临行前受过北京的津巴布韦好友Vimbayi的悉心指导，不然，像接头对暗语一样难的问候，一定会把我弄懵的。

　　Sems Menza今年60岁，除了看门，还负责我居住的主屋的保安以及维护。农场保留了很多英国人留下的东西，这是白人在罗德西亚时代带来的生产模式，白人走了，但很多东西留了下来，包括管理模式，还有生活方式。每次我出去，回来都要敲一敲挂在大树底下的铁片钟，然后老人家就会慢悠悠地出来为我开门。进入屋子，佣人已经把厨师为我做好的饭菜放在厨房，每道菜都用令人感觉舒适的瓷器小心翼翼地盛好，并盖上盖子。饭菜一般有开胃菜、主菜和甜点，当然，还有饮料。因为是农场，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自己自足。Kajese夫人还特别叮嘱厨师为我做棕色的sadza，那是全手工磨出来的玉米面，关键的是，它在露天的火炉上用天然燃料熬制而成，是农场特有的美味。这个主屋，是一栋带有俄式风格的红色别墅，由上一任白人农场主修建。花园、果园、禽舍、游泳池和草坪，依次围绕着主屋展开。Kajiese太太忙于农场的整改和应付即将来临的雨季，一直没时间去考虑入住搬迁，而我这个客人反而有机会被让进了这个农场最豪华的别墅里。

　　Kajese夫妇经营的这个农场离哈拉雷不到200公里，面积大约700公顷，它们延绵在一片宽度为2.55公里的长方形梯田上，上面种植麦子、玉米、土豆、向日葵，还有部分烟草。除了农作物，农场还养了200多头奶牛和羊，以及其它一些家禽。一条名叫Mupfure的河在麦田边流过，给干旱的庄稼带来急需的水源。河边农场为此专门建了一座水坝，并在坝上建了发电站，以应付不时的停电之需。农场日常雇佣50到60个人，高峰的时候会有200人。Kejese先生拿着猎枪，驱车带我到处转悠。他在政府部门工作，周末时候会到农场来休息打猎，顺便帮太太打个下手。他告诉我，如果条件允许，Samro农场可以成为一个和旅游相结合的观光产业，到时候，农场可以像接待我一样接待更多人到农场做客。

　　Kajese太太古道热肠，总是乐呵呵的。她和先生一样，都来自津巴布韦西北部的一个小村镇。她和我回忆起那场不远不近的土地改革。2000年，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决定执行土改新政，让白人交出多余的农场，然后把这些农场分成小块，让黑人自己去经营。很幸运，在这次运动中，Kajese太太得到了这块农场，她甚至还留用了过去给白人服务的一些老员工，其中包括现任的农场经理。对于这种政策是否有效合理，外界一直有很多争议。夜幕降临，在Kajese先生的房间里，当我提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和她所写的《四访津巴布韦》，却遭到了他们的一致批驳。这让我不禁有些惊讶，但是当我听了他们的解释，我知道我们无法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并渐渐能理解他们的做法。作为这片土地原来的主人，黑人有权利要回自己应有的土地。因为对新国家的失望，莱辛在这本书里和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发言中谴责了穆加贝政府，作为得到土地的黑人阶层，Kajese当然不喜欢她现在的态度了。对此，我拿出莱辛在斯德哥尔摩发言时说的一句话来为她做辩解，认为她是深爱这个国家和这片土地的。“我站在门口望着满天滚滚的沙尘暴，我被告知说，那里依然有未被砍伐的原始森林……1956年，那里有着我所看到的最美的原始森林，如今全被毁灭。”但她迅速找到了原谅这种状况并对这种状况表示理解的理由，“人们得吃饭呀，要有燃料呀”。“哦，是的，但是她真的不了解我们。”Kajese先生回答我。

　　记得在另一篇文章《我的父亲》里，莱辛借小孩的嘴向读者诉说津巴布韦：“知道吗？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天堂，就是天堂！”在Kajese夫人的新农场里，虽然鲜见动物，但依然可见天堂的影子。金秋十月，旱季马上结束，金黄色的稻浪随风翻滚，背着孩子的土著黑人妇女成群结队，把由收割机收割、捆扎好的麦垛运上拖拉机。附近，另一群农民正在为雨季来临做最后的准备，他们用泥铲把田埂间的土松了又松，再施上化肥。远处，巡逻员正背着枪来回走动，那是一片绿色的烟草种植地。烟草历来是津巴布韦的创汇大户，据说国内云南不少制烟大户每年都会从津巴布韦进口大量烟草进行加工。农场上下，果真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如果津巴布韦的每个农场都能如此，别说消除饥饿，相信南部非洲粮仓的桂冠，都会重新回到津巴布韦头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