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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本文作者小阿,自德国哥廷根大学现代印度研究中心。受到文化与环境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Culture and Environment)的启发,作者试着利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地区的自然与人文状态来说明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印度与阿萨姆
Bihu是印度阿萨姆地区的一个节日,每年在不同的季节庆祝。人们通常会认为印度的节日都是跟宗教联系在一起,但是Bihu节却体现着重要的社会作用而非宗教性。Bihu节传统与农耕和提高生产率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其仪式和传统都与期望农业繁荣、季节变化息息相关,因为阿萨姆地区的气候和环境适合种植粮食作物,尤其是水稻。Bihu节并不仅限于阿萨姆族(Assamese Community)群体,而且其他在阿萨姆地区的部族(Tribes)也要庆祝。
阿萨姆地区和布拉马普特拉河
布拉马普特拉河旁的农田
布拉马普特拉河旁的农田
19世纪后半叶起,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Bihu节被阿萨姆城市精英阶层认为是“农民的节日”(peasant festival)。更多关于Bihu节的文学分析出现在20世纪,尤其是1947年印度独立后,这个节日逐渐被认为与阿萨姆地区民族主义相连,成为阿萨姆人骄傲的文化标志。
Maan Barua在他的文章“The Ecological Basis of the Bihu Festival of Assam(2009)”中试图探讨Bihu节日产生的环境基础(ecologic basis)以说明环境特征是如何在节日庆祝中体现的。Bihu节日中各样的歌唱和舞蹈都能体现人与环境(people and Landscape)的关系。
Bihu节的庆典。图片来自网络。
Bihu歌曲中表达的空间、社区活动、恋爱与婚姻都是人们在自然环境中的日常生活。例如一些歌曲描写季节、花朵、鸟类。
Bohãg是第一个Bihu,举行在是雨季之前的一段时间,标志着干旱的冬季向湿润炎热的夏季转变。这个季节预示着繁荣,不仅仅因为它代表着自然界的繁育,而且因为整个自然环境的变化都与人的活动紧密相连。在一个定居的农业社会。牛对于耕地的作用很大,因此在Bohãg Bihu中又有一个仪式是洗净和护理耕牛的仪式,称为Garu-Bihu,或者叫“耕牛日(The Day of the Cattle)”。
Bohãg之后的一个Bihu是Kãti(约为秋季)。阿萨姆当地人认为一年中的这个时节植物、鸟类、动物都渐渐减少了活力,进入一种休憩状态。另一个Bihu是Mãgh,举行于收获之后(大约是十二月)。
对于西阿萨姆地区的Bodos人来说,Bihu节中的每一天都是要礼拜不同的动物以体现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常接触的动物们的尊敬。
人们经常在节日中使用生活中要使用到的植物,尤其是dighlati (Litsea polyantha木姜子属蔷薇) 和makhiati (Flemingia strobilifera球花香薷),当地人用这些植物在Garu-Bihu节上抽打耕牛。使用这些植物很可能是因为当地的环境中出产这些植物,但是它们慢慢演变成一种固定的象征,超越了自然环境的范畴。
Litsea polyantha。图片来自网络
Flemingia strobilifera。图片来自网络。
人们生活中能够找到的鸟类和其他动物也常常出现在Bihu民歌中。这些歌曲都用一种鲜明的抒情手法描绘对于大自然的观察。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对于Ducuta badia(一种绿色的鸽子,以果实为生)描写,它们被表现为是无花果树的灵魂(the phantom of the fig tree)。
Ducuta Badia。图片来自网络。
阿萨姆地区的传统,Bihu舞蹈,早期是在无花果树下进行的,有时候也在其他树,比如芒果树下进行。无花果树的种子非常小,但是却能够繁衍出成千上万的树。因此,Bihu舞蹈在无花果树下举行也代表着对它生命力的崇拜。但是现在,Bihu庆祝已经很少在无花果树下进行了,甚至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即使在乡村也很难见到了。
与此类似的是Bihu歌曲中对于花朵的描绘是对于自然环境的反馈,而非对于其作用或者使用价值的描写。这些特点的逐渐消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生存的环境在逐渐改变。很多曾经是粮食作物产地的村庄现在都是半城镇化的状态,人们与野外的互动减少了。很多Bihu民歌中描绘的自然美景或者花卉动物已经不是现实状态了。从这个角度讲,自然环境的退化也能够反映到人们的地方文化当中。
Arupjyoti Saikia在他的书《Forests and Ecological History of Assam, 1826–2000》(森林与阿萨姆的环境史)中也讨论到这个问题。他说阿萨姆的森林曾经是阿萨姆文化的中心,现今的文学中却对自然鲜有提及,这反映了自然资源退化的影响。经年累月,野生林逐渐被开垦,丛林被单一林木取代。他认为这些变化都归因于国际贸易对于林业产品的需求。
农田包围下的阿萨姆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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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现在总是将目光投向居民与动物之间的冲突,有些人认为人们应该给野生动物和自然资源多样性留出保护区;有些人认为矛盾在于自然资源的再分配。
Saikia则认为,在英国殖民时期,阿萨姆地区的首要目的是保障贸易和森林产品的利润。殖民者对于利润的追求最终体现在1805年加尔各答植物园的建立,那里成为种植园(主要是茶叶、橡胶、糖、胡椒)和单一物种化的开始。在印度北部和南部对于铁路枕木的需求也加重了森林退化的程度。
在整个19世纪,殖民政策对于荒地的开发一直持续。这一政策最主要的受益者就是阿萨姆的茶叶种植园主。当地的富农也试图获得一些土地,这取决于一些土地所有者并不世纪生活于当地的土地上(absentee landlords,同样的情况也出行在牙买加的糖庄园)。
尽管,在20世纪初,政府开始呼吁黄麻种植(jute cultivation)并鼓励东孟加拉的人定居到阿萨姆。但是,很显然,阿萨姆当地农民被茶叶庄园和土地保留政策档在了接触自然资源之外。这些政策也阻碍了农业的轮作。
阿萨姆茶叶种植园。图片来自网络。
Saikia也提到对于森林资源的使用并不是帝国企业开创的行为。阿萨姆的当地文化中早就有使用自然资源的系统。Saikia引用了Amalendu Guha的研究用以说明Ahom王朝(在殖民者到达之前,统治阿萨姆5百年左右的王朝)对于自然资源有着完全的控制,并且鼓励农民开垦林地发展农业。
那时的农民,如何能够开发一片新地,就会获得政府补给的收入。开发荒地中最长用的办法就是土地轮作,这一实践在山地和平地都有使用。并且,那时的荒地开发严格地限制在草地的开垦,也就是用火将草地烧掉或用简单地农具开发。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人与自然在阿萨姆地区并不完全对立,当地人有一套自己在自然环境中生产生活的体系。
阿萨姆林地退化。图片来自网络。
Gregory A。 Barton和Brett M。 Bennett有一篇文章叫: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Deforestation in British India 1855–1947(环境保护和英国统治时期印度的森林退化)。他们试图描述Indian Forest Service(印度林业机构,英殖民时期的机构)并没有在阿萨姆森林退化中扮演主要角色。他们对于森林退化的定义是改变林木土地的使用功能,例如将林地变为农业用地。他们也意识到这个定义中没有将茶叶种植园和物种多样性的问题考虑进去。阿萨姆大面积的茶叶种植园(尽管但是不属于Indian Forest Service管理)确实影响了物种多样和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
Indian Forest Service 印度林业机构
最后,我们来简单地探讨一下Bihu节庆典歌曲中逐渐加入了政治内容并通过描写自然来表达民族情绪。Sanjib Baruah提出了一个阿萨姆Micro-Nationalism(微民族主义),意思是民族情绪通过文化表达来传递,而不是政治运动。他举例阿萨姆歌唱明星Bhupen Hazarika的歌曲。
阿萨姆歌唱家Bhupen Hazarika。图片来自网络。
Hazarika的歌是Bihu节日中的必放歌曲。他将布拉马普特拉河(当地称为Luit河)称为流淌着母亲般温情的河水,汇入和平之海。Baruah评论说类似的歌词唤醒了印度(Hindu Cultural notion)文化的意识,使人民将个体与整体的灵魂联系起来。Hazarika还在Bohag Bihu(如上文提到,是开耕之前的一个月,一般是四月)演唱。
他的歌曲蔓延到整个Bihu传统和人民的生产生活中,让人们感到Bohag像“国庆节”一样重要。Hazarika的音乐也能够体现出Bihu传统习俗在改变。自然是Bihu节日的元素,人们的社会关系,甚至政治向往,也通过表现自然在Bihu节日中表达。
Luit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图片来自网络。
所以,阿萨姆的Bihu节体现着当地居民与自然的关系,并且通过表现自然,实际上在展示自己的社会关系。自然环境的变迁也改变着Bihu节日的习俗。虽然“自然决定论”不一定准确,但是自然是人们传递自己意识的媒介。自然给人领悟,人也通过自然传达自己的领悟。
[南亚胡同]会在日后的研究中逐渐阐述阿萨姆地区茶叶种植园和贸易对于当地经济和人文的影响,以及当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矛盾冲突的问题。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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