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思中，海南摸索前进的道路

　　本刊记者／杨正莲 (发自海南)

　　海南，中国最南方的一个省份，也是中国第二大岛。

　　改革开放后，取得特区政策的海南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接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说：“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走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海南，备受中外瞩目。但海南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真正引起轰动的并不是其发展成就，而是那些颇具标杆意义的争议事件，比如，“汽车事件”“洋浦风波”“房地产泡沫”等。而在这些事件背后，既蕴含了海南发展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跌跌撞撞，也反映了海南人敢闯敢干的精神诉求。

　　在这些密集事件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海南沉寂了。海南人几乎忘记了自己是特区。然而，海南就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至今仍是。但，这个特区到底怎么“特”？

　　准经济特区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告海南省成立，成为中国第31个省。

　　这一天，海南省会海口市没有红旗彩楼、没有烟花爆竹，没有民众聚会。当天在省内的几个建省负责人刘剑锋、鲍克明、孟庆平分别在全岛视察的路上、在外商投资的咨询会上。

　　即使在13天之后的揭牌仪式上，时任领导人许士杰、梁湘也只以一种简朴的形式庆祝海南省成立——呈现在电视镜头前的，只是“中国共产党海南省委员会”和“海南省人民政府”两个牌子，而不是规格隆重的集会。

　　低调务实的背后，是海南对自身境况的审视。

　　海南建省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是，力争用20年左右的时间，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0美元以上，相当于台湾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

　　建省前，海南在建制上隶属于广东省，而海南在1987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占广东省的5%。那时海南的发电量只有37万千瓦，而台湾是1200万千瓦。因为没钱，海南的基础设施建设缓慢，而基础设施薄弱，又同时影响经济发展。

　　海南建省的这一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十年。此前，海南的“特”区之路，曾经在探索过程中发生过“汽车事件”。

　　“汽车事件”发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海南正试图“以开放促开发”。

　　海南位于中国最南方，一度是国防前线，并具有得天独厚的热带风光。当中央在1980年第一次正式讨论开发和搞活海南经济的时候，这个“国防岛”还只能生产最原始的生产生活资料，比如初级农产品、渔产品、林业、盐业、制糖业、采矿业和橡胶种植业，缺乏大中型工业和加工业。

　　中央密集调研如何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政策支持，而且是比沿海广东和福建还要优惠的“准特区政策”。比如，在1983年4月1日发布的《加快海南岛开放建设问题讨论纪要》，这个 “中央11号文件”给出的海南建岛方针就是“以对外开放促进内部开发”。

　　那时，海南的奋斗目标是向台湾看齐，而台湾当时已经是与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齐名的“亚洲四小龙”。

　　如何把中央给的政策转化为建设所需的真金白银？海南行政区党委经过反复讨论后认为，首先，应该加快外引内联的步伐，用11号文件中的政策大力引进外资、技术、人才和项目，迅速改善投资环境，重点开发农业和旅游业；其次，加快治穷致富的步伐，放宽政策，放开市场，鼓励单位和个人经商，积极发展商品经济。

　　海南行政区成立了“海南岛开发建设总公司”，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姚文绪和海南行政区党委副书记兼海南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雷宇分任总公司的正副董事长，负责外引内联和经商。各市县纷纷效仿，由主要负责人挂帅，成立各种公司。

　　“经商热”很快在海南全岛蔓延。在11号文件中，海南被允许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和市场短期的消费品，包括国家严格控制进出口的商品。其中规定，“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但这个实际被巧妙地“忽略”了。

　　与小家电、办公设备相比，利润丰厚、大陆市场最欢迎的汽车，成了当时的首选，甚至被称为“世界第一商品”。

　　“进口1.3万辆车转卖到内地，赚两个亿就行了。”雷宇后来这么回忆。但事态的发展很快变得不可收拾。有资料显示，当时整个海南岛行政区直属的94个单位，有88个卷入了汽车生意，全区出现了872家大小公司，各行各业都学着买卖汽车。只要能拿到指标，倒卖汽车就能赚大把的钞票，这是当时人人皆知的“道理”。

　　“经商热”演变成了“汽车热”。当事人之一、时任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负责人孟庆平分管经济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承认，参与买卖汽车的公家和私人都有，“工人也有、干部也有。”

　　1985年5月，由中纪委、国家审计署、国家经委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等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海南进口倒卖汽车一事展开全面调查。调查报告显示，1984年1月至1985年3月，海南共批准进口免税汽车8.9万辆，实际到货7.9万辆，进口的汽车已有1万多辆被倒卖出岛，销到27个省、市、自治区，花掉国家10多亿美元的外汇，“严重干扰国家金融秩序”。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汽车事件”。

　　调查组经过半年多认真调查，认为海南行政区领导人在“汽车事件”中没有以权谋私，海南各级把赚到的钱大部分用于开发启动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少部分用于改善单位职工住房和生活。

　　事后，雷宇调离海南。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姚文绪总结经验教训时认为，海南的发展其实是既缺钱又缺人，缺人是第一位的，“海南岛的岛情决定了我们开放开发不能太快，不能太急。”

　　中央先后派到海南调查的人都认为，“汽车事件”刹车不及，与海南行政区、黎族苗族自治州、海南农垦这种一岛三方的行政体制有关，建议“必须尽快解决海南岛上的一元化领导问题”。

　　“三十条”，比特区更“特”

　　海南建省办特区，最急迫的是确定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

　　党中央和邓小平已经为其设置了基本架构。与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相比，海南具有明显的不同：首先，海南是当时中国开放层次最高的经济特区，享有全国最优惠的经济政策和最大的经济活动自主权；其次，海南要建立主要是市场调节的经济管理新体制和“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而其他特区还只是进行“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改革；第三，海南将利用资源优势，建立外向型经济结构和吸引外资成片开发的模式，而不是出口加工。

　　中央关于海南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建设的座谈会纪要》和《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即国发【1988】24号和26号文件中，其中具体规定了中央赋予海南经济特区的各项优惠政策。

　　基于此，海南省政府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对其细化和具体化后，在1988年的8月1日正式公布了“比特区还特”的政策，因为刚好有三十条而简称“三十条”。

　　“三十条”的出台，被认为是海南经济特区探索构建“比特区更特”开放模式的一大努力。其中有些政策甚至比国务院文件允许的政策还要开放，比如，26号文件规定：“在海南岛举办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持有25%以上股份的企业均享有进出口经营权，其他企业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也可以享有进出口经营权。”而“三十条”则把自动取得进出口经营权扩大到所有企业，无需政府批准，这种规定，在深圳等其他4个经济特区都没有。

　　“三十条”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掀起一股新的投资热。在“三十条”公布当月，境内外企业数和投资额环比前一个月分别增长12%和48%；“三十条”公布后的两个月中，吸引外商合同投资金额，从7月底的2亿美元增加到3亿美元。

　　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等学者帮助海南拟定的发展路径是，坚持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工业为主导，工农贸旅并举，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而海南当时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尚不到四分之一，第一产业则占据半壁江山。

　　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者之一、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研究所所长李京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海南的经济发展需要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才能奠定比较雄厚的经济技术基础，“有人提出靠旅游，有人提出靠贸易，但是这都不行。”

　　原因在于，海南的农业产品单一，产量高但是产值很低，内外贸易则必须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兴旺，旅游资源得天独厚，需要大力开发并使之成为优势产业。

　　上述精神后来体现在1988年八九月间的海南“两会”上，并以法定形式得以确定。

　　然而，在“三十条”的起草者之一、时任海南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廖逊看来，三十条优惠政策中，真正有效的是出口政策。他认为，后来真正导致海南萧条的是1994年初的外贸体制改革，“22个省属外贸公司在五年之内负债率高达200%，一个不剩地破产。外贸一垮，商务旅游就垮，娱乐餐饮就垮，第三产业就垮，到处一片萧条。”廖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相比较而言，外界一再提及的房地产泡沫似乎更加广为人知，而这股地产热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

　　就在海南正式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前后一年中，数以千计的商人从泰国、新加坡、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蜂拥而来，国内投资者也不甘落后纷纷前往海南考察、洽谈、开公司、办企业。至1988年7月底，已有161家“三资”企业在海南岛获准兴办，1500家全国各地的公司获准在海南岛开业。

　　在蜂拥而至的外商中，大多数有意投资的客商都采取了观望等待的态度，因为那时的海南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硬环境太差。因此，海南省委、省政府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海南经济特区起步阶段的重点，在短短的一年中，就投资近36亿元动工兴建14个重点项目。与此同时，海南各地还兴起了开发区开发建设热。整个海南岛俨然一个庞大的工地。

　　根据专家推算，海南在起步阶段，也就是到1992年需要180亿元建设资金。而海南1986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58亿元。为解决建设资金问题，海南以低廉的土地换取外商投资。一旦土地变成商品进入市场交易，房地产业兴起并引发全国资金的大举进入。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海南的房地产业在1992年~1993年达到高潮，形成一枝独秀局面，并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时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的阮崇武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认为，1992年的时候泡沫太重，“不要太过分地去搞一些投机，这东西最后没有好的。”他说。

　　那时，海南房地产业实际上成了主导，是人们投资和追逐的热点。这固然影响了对工业等其他领域的投资，但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早就发现海南的投资环境不如预期。比如，在1989年，海南出让30平方公里，折合45000亩土地给外商70年，每亩2000元，这在当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被指责为“丧权辱国”，并引发学生游行示威，后称“洋浦风波”。

　　虽然在高层领导直接过问下，风波很快平息，但是海南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从1989年起就转入低潮。

　　其时，外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内有中央因经济“过热”而在全国范围开展的治理整顿。《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到的诸多当事人认为，当年中央给予海南的许多优惠政策并没有完全兑现，“三十条”也因为有些政策超越了当时国家外贸管理政策所规定的范围，很快就停止实施，“也有一些政策是我们自己没有用好”。

　　当人们对当年海南的回忆更多打上“房地产”烙印时，全国资金正急剧流向这个弹丸之岛，势必危及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安全。在随后的宏观调控中，房地产业泡沫很快破灭。而海南面临的却是594万平方米的空楼，1135万平方米的“半拉子”工程，255亿元的不良资产和债款，2万多公顷的闲置土地，和“金融高风险区”的帽子。

　　泡沫破灭后，海南建省初期的无序开发导致的不良后果显现。自1994年开始，连续三年，海南的经济增长率都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一省两地”统一意见

　　在反思中，海南摸索前进的道路。

　　“海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业太不发达了。”时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的阮崇武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认为，海南的发展不能单独靠某一个方面，“不是说工业是龙头或者农业是龙头或者旅游是龙头，谁也不是头，大家都是头。”

　　1996年，海南省重新调整产业战略，提出了“一省两地”，也就是把海南建成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海岛度假休闲旅游胜地。

　　在制定新的产业发展战略过程中，海南再次掀起关于发展现代工业的讨论，讨论的范围包括，要不要建设新兴工业省，怎样建设新兴工业省，如何防止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

　　这次讨论最终取得了一致意见：海南再穷再难都要发展现代工业。“之前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没有统一过，就是这个‘一省两地’大家都同意，而且在人大的决议里通过了。”2009年11月中旬，阮崇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海南的这个选择得到了中央高层的肯定和支持。1996年3月6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对海南省代表团说：“省委提出经过今后15年的努力，把海南建设成我国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旅游度假胜地，这个目标是符合海南实际和发展要求的，经过奋斗是可以实现的。”

　　1997年，海南的三次产业比例为：36.91：20.17：42.92，与建省前的1987年相比，第二产业只上升了一个百分点，第一产业下降，第三产业上升。

　　从1998年起，海南经济摆脱了低速增长的状态，出现了稳定发展的势头。这一年，海南经济第一次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延续了这种涨势。1999年，国家环保总局批准海南为全国第一个生态示范省。

　　至今，“一省两地”依然还是海南的产业战略。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曾经表示：“我来海南，不会提新的发展思路。我觉得能够把历届省委的这些精华保持延续性，然后把这些事干成，就行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把发展思路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今年已经76岁高龄的阮崇武，看到“一省两地”还在执行很欣慰。他认为，国际旅游岛是对“一省两地”的发展，“这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开始的时候，二十年前要是说搞国际旅游岛不是开玩笑吗？”他一再强调：“不要着急，不能着急。”

　　(王楠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