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96号，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灰砖小楼，这是当代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建筑之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黔北小城遵义的这座小楼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不过，这座小楼是如何被确定为当年遵义会议的会址，却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其中有许多寻找、确认遵义会议会址的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原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说，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秘密举行的，党和红军领导人的行踪，不可能大事声张。因此，建国后为寻找和认定会址，用了4年时间。

　　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遵义地委、行署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委会，决定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于是组织人员着手寻找和确认会址。当时，一些群众回忆说，遵义老城杨柳街的天主堂可能是开会的会址。经筹委会初步认定，1951年，"遵义会议纪念堂"的牌子被挂了上去。这个由法国传教士沙布尔兴建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967年)的天主教堂，是不是我们要寻找的会址呢？

　　1954年1月，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机构致函中共遵义市委称："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当时为师长)的公馆内召开的。"

　　难道，遵义会议会址真的被"张冠李戴"了？

　　有关人员很快了解到，当年遵义是出产军阀的地方，光师长就有十几个，但姓柏的只有一家。据资料记载，柏家老二柏辉章早年毕业于武昌讲武堂，从排长做起，最后当上了黔军王家烈部的师长。有关部门赶紧将柏公馆的照片、地图等报送中国革命博物馆，请其进一步加以鉴定。费侃如说，为了能够确认，大家最企盼的是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能来会址参观，以便了解落实会议的有关情况。

　　资料寄出后几个月，1954年10月，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电告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

　　这一线索再次印证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说法。

　　杨尚昆记得，19年前，他作为红三军团政委参加了遵义会议，会议召开处是一栋挺气派的楼房。

　　次年10月，会址经初步维修筹展，开始对内部开放。直至1957年7月1日，才正式定名遵义会议会址对外开放。

　　1958年11月3日，遵义会议会址迎来了两位尊贵的客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在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办主任杨尚昆等的陪同下，到贵州视察，并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

　　据当时随行采访的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肖明事后发表的报道记述，一走进纪念馆大门，看见这幢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小楼，走进这座阔别了20多年的楼房，杨尚昆立刻兴奋地叫起来："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

　　邓小平一行仔细地察看楼下的每一间屋子。随后，他们踏上窄窄的楼梯登上二楼。当走过东过道小客厅时，邓小平双目炯炯，环视着厅内的长桌、椅子、挂钟、壁柜和彩色玻璃窗，肯定地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并指着里侧的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

　　从纪念馆出来，邓小平一行又来到遵义天主堂。他们发现，这个曾被"张冠李戴"的会址，实际上是红军总政治部驻地。

　　如今，遵义会议会址门楼上，赫然映入眼帘的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六个金色大字：遵义会议会址。

　　1964年，遵义会议会址进行大维修时，有关领导提出，如能有毛主席的题额，那就更完美了。当即责成贵州省委办公厅写报告向中央请示。毛泽东得到杨尚昆转呈的报告后，于当年11月欣然挥毫题字。

　　毛主席的题字写在两张长34厘米，宽24厘米的宣纸上，分三行从右到左竖写。原物现存中央档案馆。

　　费侃如说："在所有的革命旧址中，毛主席只为遵义会议会址一家亲笔题写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