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纪实 古窑烧制的憾人景观西窑头陶艺

　　在山东省章丘市文祖镇有个小村庄，叫西窑头村。一个以窑为地名，在山东乃至全国都不多见。早在明朝晚间，这里就散布着很多民间的砖窑，因为这里地矿丰富，土质粘稠，特别适于制作陶器，所以老百姓们纷纷挖土造窑制陶，一时间窑业兴起。时至今日，村里零散着的只剩三四个窑炉，制陶的人也已不超过10人。王国道老人是目前村里制陶最好的，他们家族也是世代制陶，应该说王国道老人的祖孙见证了西窑头村民窑由盛而衰的过程，怀着一种近乎本能的信念王国道老人成了一座民窑的守望者。

　　制窑的艰辛过程

　　村里窑炉烧制的多是花盆、面缸、瓦片等，现在多数人都使用塑料盆了，这种烧制的陶盆已用的不多，但是毕竟还有人要，所以只要有人来要，王国道老人的窑炉就会烧起来，平均二个月一次。

　　昨天村里又来人要陶了。今天一大早，王国道老人就来到家附近的山坡上，用锄头挖掘山土，这些山土被老人称为“山根土”，土质发红，粘性很大，是制作陶器的好材料。挖好土，背回家就可以加水，揉捏，制泥坯。泥坯制好后，老人用一个弓线，一片一片的把泥坯片下来，用手拣出里面留存的赃物。

　　挑拣后的泥坯就很纯净了，可以上转盘进行陶器塑性。现在陶器塑性多用的是模具，但王国道老人却一直坚持用手亲自来为陶瓷塑性。他说：“现在的年轻人都怕累嫌麻烦，我不，我看着泥坯在我的手中一点点的成型，开心着呢”。老人一边说着，一边擦了擦头上的汗，微笑的继续做下去。不一会一个小瓦罐就从他的手里诞生了。

　　前期的制陶过程相比较后面的烧窑过程要简单多了。最麻烦也最辛苦的就是烧窑。王国道老人的侄子和侄媳，将80多个大花盆装进了窑炉，窑口只有半米高，人只能躬身而进，窑炉内径不超过 一米半，里面闷热无比。当近百个陶盆装好时，里面的人早就汗流如柱，如大雨淋身一样。装窑、烧窑是民窑的两项“核心技术”，要把几十个或上百个陶器横竖成行地放到这座直焰窑内，一个套一个的，整齐划一、不偏不倚，保证它们受热均匀，需要一定的技术，因王老年纪大，现在装窑都是他的侄子做，其他人做的只是往他们手上递坯。

　　上午装完窑，窑工们各自散去，只等下午点火烧窑，然后开始一昼夜颠倒的劳作。当窑火点燃，窑炉内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这是陶泥中的水分被蒸发的声音，这时的火候掌握很关键，王国道老人会通过这声音大小与频次判断火候，依照老人的判断旁人则随时增减火势。这门独门绝技会的不多，现在只有他和他侄子会。当声音渐无时，可以打开一方砖大小的观察口再仔细观察陶器烧的红透情况，当里面的陶器全部烧熟后，就可以打开窑炉顶端的两片瓦块，进行放气。这两片瓦片叫做放气口，打开时要一点一点进行，不能急，否则热气出的太快里面的陶器会炸掉。待热气放完，再等一日降温，就可以开窑出陶了。“别看这花盆不好看，养花不烂根，浇水不渗水。除了我的窑，全省找不出第二家。“王国道老人说起自家烧制的花盆，就像夸自己的孩子。

　　精彩后的平淡

　　制陶烧窑的过程总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兴旺之时，西窑头村是“家家有炉、户户制陶”，北京、上海、青岛各地都能见得村里出品的陶器。那时各家争相扩建窑炉，日夜更替烧窑。村里常见的就是烟波浩渺的壮观场景。但是，当今的烧窑结束后，一场漫长的清冷等待又开始了。王国道老人的砖窑在村里地头间，自古兴建，到现在只剩下这孤伶的四座，期间能用的也只有两座。与其他家的窑炉不同，这座窑炉膛很粗，3米的窑炉内径要比别人家的多出半米；窑炉出烟口也高也细，窑火的温度上的又快又稳。王老没上过学，自小就是跟着父亲学烧窑手艺，但他是个爱动手、更爱动脑筋的人，不然他的民窑也不会坚持到现在。凭着这份心灵手巧，王老家的窑炉自老一辈就是村里烧的最旺最火的，当然也是收入最高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在变化，机械化代替手工化，民窑的炉火烧的次数是越来越少。

　　困境中的守望

　　虽然现在每两个月还能烧一次窑炉，但王老还是经常会为这份传统工艺有朝不保夕的担忧。“普通一个小花盆卖2元钱，光雇人的人工费就要7毛，加上原材物料，挣不了几个钱。如果我跟孩子们出去打工，一年也能挣2万多块；现在全家多数人都在烧窑，一年不过挣万把块钱。”王老不愿多算经济账，他想的最多的是让侄子尽快掌握全套手艺，把接班人培养出来。“再往后没有传人的话，教给别人也行。不为别的，我只求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王老说这话时，一脸的无奈。时过境迁，一些民间工艺渐渐淡出了大工业时代人们的视线，陷入举步维艰的窘境，正如西窑头的陶艺。王国道老人在困守，在坚持，凭着祖传手艺不能灭绝的自觉。但作为一座民窑的守望者，他常有这样的迷惘：我还能坚持多久？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他能回答得了的。

　　民间工艺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形象代表”，是无数先人智慧和情感的凝结。给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间工艺一片生存的土壤和环境，保有历史文化发展链条上重要的一环，使其能够传承与递进，依靠的，不应仅仅是“王国道们”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