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件的最后处理时间是6月19日，案件发生时间应在此之前，也许就在两三天之内。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案卷。先是史拂向官府提交的呈辞，说明自己儿子被牛车轧伤的事实，要求官府予以处理：“男金儿八岁在张游鹤店门前坐，乃被行客靳嗔奴家生活人将车辗损，腰已下骨并碎破，今见困重，恐性命不存，请处分。谨牒。元年建未月日，百姓史拂牒”。然后是曹没冒的呈辞，意思与史拂一样。在文书中，史拂自称牒，而曹没冒自称辞。辞和牒都是文书制度的内容，在唐初本来是有区别的，一般官府的文书才称牒，像史拂这样的普通百姓只能叫辞。但到这个时候唐王朝已经经历了九代皇帝，辞、牒早已不分了，所以才出现辞牒混淆的情况。高昌县接手这个案子的是一个名叫“舒”的人。唐朝公文中官员署名的时候，只署名不写姓氏，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位叫“舒”的官员的姓氏。

　　接下去，舒开始了案件调查。他主要是查问康失芬。第一次，康失芬承认他赶牛车轧人的事实无误。第二次，舒询问康失芬，为什么不制止奔跑的牛车以至于伤人如此，若有什么缘由一定要说清楚。康失芬回答说，牛车是借来的，他对于驾车的牛习性不熟悉，当牛奔跑的时候，他努力拉住，但“力所不逮”，终于酿成事故。第三次，舒问康失芬，既然事实如此，有什么打算。康失芬表示“情愿保辜，将医药看待。如不差身死，请求准法科断”。也就是说先请求保外为伤者治疗，如果受伤的人不幸身死，再按法律处罚自己。康失芬每次回答之后，都有一句“被问，依实谨辨”。这相当于画押确认一样。舒一定是同意了这个方案，并请示主管，一个叫“诚”的长官签了字，表示同意。于是有保人何伏昏等人写下状子，愿意担保靳嗔奴和康失芬，如果被担保的人逃跑，担保者愿意替罪同时受杖二十。最后官府同意保辜，靳嗔奴和康失芬放出，但不许离开高昌县。一个案子的处理过程至此告一段落，时间是6月22日。

　　驾车伤人，唐朝法律有处罚规定。在最具权威的法典——由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和宰相房玄龄共同制定的《唐律疏议》卷二十六中，有“街巷人众中走车马”一条，其中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人者减斗杀伤一等。”在众人中跑车马伤人的，比斗杀伤之罪减少一等量刑。但伤势尚未确定时，要先采取一个措施，在唐代的司法中，这叫做保辜。这个案件，我们看到的最后处理正是“保辜”。这是唐代的一个法律用语，因为伤害已经形成但没有形成最终后果，所以保留罪名，先行医药治疗，一定期限之后，再行量刑处理。《唐律疏议》卷二十一有“保辜”条款：“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刀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根据此规定，康失芬这个案件，保辜期限是五十日。他今后的命运，要根据这五十日之内金儿和想子的病情来判断。如果金儿和想子只要有一个人死亡，等待他的应该是长流三千里。因他行车伤人，罪行处置比斗殴轻一个等级，斗殴杀人是死刑，减少一等就是长流三千里了。

　　后来的情况我们已经一无所知，但康失芬行车伤人案的整个诉讼程序都是在严格的监督下来完成的，没有丝毫的法律漏洞，这说明早在唐代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已达到了较为完善的境地。对于交通肇事案件适用保辜制度，能够把人身伤害与责任挽救有机地结合起来，责令伤害人积极地为被伤害人进行治疗，最大限度地降低人身损伤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在现阶段对我国的交通立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撰文／马洪路 夏孜 节选自《中华遗产》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