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克第一城”

　　中国朋克第一城。“武汉是中国最大的朋克城市。”守牧者乐队的队长张恒如是说。我问，那北京呢。张恒没有回答，我想，也许可以这样理解，武汉是全国最具朋克精神的城市。

　　这一夜，在首义园的WEST西栈酒吧，我见到了武汉摇滚圈的领军人物：杜威，和上海申花足球队队长同名。杜威也是队长，乐队名称叫“消逝的河流”，一个很诗意的名字。不过他们玩的不是朋克，是重金属。我问到两者间的区别时，杜威说，重金属的风格更讲求旋律上的唯美，技术含量更高，需要具备更多的乐理知识。而朋克，“是用一种很直接的方式来演唱。”

　　然而在我听来，无论重金属还是朋克，都有够直接的。酒吧里的舞台很小，五平方米左右。吉它、贝司、鼓手再加上主唱往台上一站，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多余的空间。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激情的演出，一首首歌，不像是唱出来的，是喊出来的，“每个人都有抒发感情的权利，我们的方式是音乐，最直接的音乐。”观众把酒吧挤得满满的，我听不懂他们在呐喊什么，大概他们也没听明白台上的乐手在唱什么，只是高举着手中的酒瓶或者香烟，撕声尖叫。

　　演出的门票是二十块钱一张，是下午我碰到的楚剧演出门票的十倍。当然，这都不算贵，张学友《雪狼湖》的门票，最低也要一百八一张，而且早已销售一空。

　　来听摇滚的，多半是学生。李影，武汉大学大三学生，穿着夸张的衣服，鼻钉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不管在西栈还是VOX(另一家经常举办摇滚演出的酒吧)，只要演出时间合适，我都会来看。听了也有十几场了，我从来没听懂过他们唱的什么，但这不重要，我就是喜欢这种新鲜刺激的感觉，很HIGH。”在谈到武汉这个内陆城市为什么会如此“朋克”时，张恒的回答很是耐人寻味，“你想想，武汉四十多所大学，该有多少年轻人。他们需要用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而朋克的直接让他们找到了知音。”

　　吉庆街的“四大天王”

　　很不巧，我们到达吉庆街的时候，麻雀已经回去了，老通城因为身体不适没来，“四大天王”在场的只有黄瓜和拉兹。拉兹戴着一顶黑色牛仔帽，上面赫然入目印着“四大天王 拉兹”的字样。他背着手风琴，缀着闪闪发光的耳垂，在客人群里穿梭弹唱，谈笑自如。

　　吉庆街，长170余米，宽9米。两旁的人行道，若是清晨时分看来，是一条标准的两车道，容得下两辆卡车并行；而在夜晚时分看来，则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市场，人行道上摆满餐桌，客人纷纷就座，身着唐装旗袍的服务员喜迎来客。即使桌与桌之间的空隙，也被卖花姑娘、擦鞋工和艺人们占满。

　　人不分南北，客不论东西，在吉庆街，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也不会有人停下手中的杯筷来观望，一切都再平常不过，“陶红拍《来来往往》时到这里体验生活，我们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左边的一桌是一群老外，他们拿筷子的姿势一点都不笨拙；右边是北京来的客人，据说，他们经常在周末打个“飞的”跑来武汉，住五星级酒店，然后只为到吉庆街宵夜；前面，是本地的一家人，大人带着小孩，妻子一边给孩子喂食一边抱怨太吵闹。

　　若是不吵闹，又怎么叫吉庆街。入口处的一副对联上写着：“吉云照影觥樽尽显生活秀，庆雨映灯弦歌舒展岁月稠。”稠长的岁月里，觥樽交杯间，弦歌之声中灯笼映照着每个来客的脸，生活秀，多么贴切的形容。

　　这里的吃食并没有什么特别，换句话说，这里能吃到的，别的地方都能吃到。但是这里能看到，能享受到的，别的地方却没有。从每天下午五点开始，到次日凌晨，吉庆街上演着一幕幕交响曲，京剧、黄梅戏、湖北大鼓、二人转；琵琶、二胡、萨克斯、葫芦丝；通俗、民歌、摇滚、歌剧……无论是离我们生活很远濒临灭绝的剧种，还是唱臭大街的《两只蝴蝶》和《冲动的惩罚》，在这里，你只须花到十块钱，就能听到字正腔圆的演绎，用一位艺人的话来说，“你买张正版CD还要好几十块”。

　　单曲10元，乐队合唱30元，漫画20元，素描40元，“单个娱乐项目不超过50元”，这就是吉庆街的消费标准。当然，你还可以还价，“十块钱三首，唱不？”假装犹豫片刻，然后爽快地成交，三首唱毕，十块，走人。也有不肯减价的，“老板，我唱不好，你叫声停，你一分钱不把我走人。我唱得好，老板你就多赏点。”把气一沉，嗓音一开，丰富的表情，不输于舞台上的歌星。“歌星还有假唱的嘛，我们吉庆街没有。”多半，艺人唱得如痴如醉，客人听得心花怒放。

　　时光倒退二十年，这里不过是个极普通的排档口。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有艺人来这里献唱，伴随着擦鞋工、卖花姑娘和琴童的进驻，吉庆街逐渐形成了规模。人多的地方，势必混乱，酗酒斗殴的事件层出不穷。政府几度取缔，然而吉庆街就像顽强的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武汉本土作家池莉在小说中写道，吉庆街每取缔一回，其实是无形中为其做了一次广告。政府意识到堵不如疏，于是在2001年介入管理，并进行整顿清理，所有艺人经考核后持证上岗，并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

　　吉庆街的艺人，也是分实力派和偶像派的。最早，这里是江湖艺人的天下，吹拉弹唱无所不包。很多擦鞋工看着唱歌好挣钱，于是纷纷放下鞋架，买一把吉它或者二胡，找个老师练练嗓子，一两个月后再出现时，已经俨然是“艺人”派头，哪怕还只会弹一个和弦，有的甚至连音都从来没调准过。当然，吉它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件饰物，客人们需要的，也无非是即买即得的快意体验。唱上一段时间，感觉唱歌太辛苦，而且毕竟是“速成班”的，既不叫好也不叫座，还是干回老本行，接着擦皮鞋好了。也有赶时髦的，从“艺人”摇身一变成为“摄影师”，拿着一部相机，“照相容易学嘛，只要会按快门，赚得不多，不过不辛苦。”

　　吉庆街的名气越来越大，客人越来越多，艺人们的“出场费”也逐渐有了高低之分。为了能拿到更高的“出场费”，开始有人以“天王”自诩，一时间，吉庆街遍地是天王，客人饱受伪劣“天王”之苦。在艺人们的自发组织下，吉庆街评选出了公认的“四大天王”：麻雀、老通城、拉兹、黄瓜。

　　四人各具特色，名气最大的当属麻雀，在很多人眼里，他已经成了吉庆街的代名词。“他可是上过中央电视台的，雪村的专辑开发布公，专门请麻雀去参加，负责来回的机票，还当面夸他，你才是真正的艺术家。”麻雀90年代从安徽来到武汉讨生活，起初不知遭过多少白眼，终于凭着实力，在吉庆街站稳了脚。接着从安徽拉了很多同乡过来，并形成了今天吉庆街阵容庞大的“安徽帮”。

　　吉庆街的艺人，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王凡留着一头长发，看上去，像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摇滚青年”，他说他已经年过30了。30岁的王凡16岁辍学出外打工，后来迷上了画画，于是四处访师学艺。挣了点钱后，王凡回家读书并考上了大学，“一支笔，几张纸，晚上就在吉庆街画画，客人要什么就画什么，大学几年的学费都是这样赚来的。”大学毕业后，王凡背上画板，绕着中国转了个圈，“一般人去旅游要考虑很多问题，对我来说，只要有纸和笔就够了，走到哪画到哪，挣够了路费再赶往下一个地方。”走遍了中国的王凡，还是回到了吉庆街，“不管走到哪里，我还是会怀念吉庆街，客人也好，(餐厅)老板也好，一想到他们就觉得亲切。这么说吧，我像一条鱼，吉庆街像池塘，我没办法离开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