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山越王陵距离兰亭很近的，大约不过三公里，当年王羲之在此挥毫泼墨的时候，是否知道自己寄情的山水之间就是曾经的越国王陵呢？吴越争霸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过程，先是越胜吴，夫差父殒，夫差为报仇命人在大殿之前每日提醒自己勿忘杀父之仇，后吴胜越，句践入吴三年为奴，尝尽各种屈辱，并最终卧薪尝胆灭吴雪耻。今天根本分不清你我的江浙两省在2500年前却仇深似海。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勇气让句践能够从曾经的屈辱中解脱出来的。为夫差尝便，这种奇耻大辱不要说对一个君王，就是普通的百姓也会愤而

　　自刎的。我认为在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中，中国男人必须要知道两个人，一个是韩信，另一个是越王勾践。男人的雄心壮志和生命的弹性在他们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韩信的胯下之辱，勾践的卧薪尝胆，为中国历史增加了些许弹性，更为奋斗中的中国男儿找到了远年的知音。其实与韩信的胯下之辱相比，越王勾践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要更大些，身为一国之君，做阶下囚已经是恶心的事情了，还要为吴王夫差尝便诊病。这种屈辱是任何一个人都难以忍受的，然而勾践却做到了，所谓忍常人所不能忍，得常人不能得，就是这个道理。这种渗透骨髓的痛苦让勾践寝食难安，它也不能够继续享受作为一个君王的歌舞升平的幸福生活了，因为他有仇，他有恨，所以卧薪尝胆就成为必然。我想到了三国时期的阿斗，也许当时的他也是想效法勾践的吧，但是毕竟他有仇而无恨。锦衣玉食很快就冲淡了他复国的决心，男人不怕没有实力，而最怕没有自主的欲望和野心，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男人，安逸的生活是可耻的，当你没有的时候，男人要追求，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应该为了的到更多的，还是要去追求，男人的一生就应该在不断地追逐中升华自己，一时的成败也许并不算什么，不论自己的处境多么的艰难，生命不止就有翻盘的机会，就有成功的可能。越国所处的位置就在今天的绍兴附近，一直都很想写些关于吴越争霸的东西，然而我觉的如果要了解越国，就必须来到这里，今天我终于得偿所愿了。其实春秋时期越国的遗迹现在在绍兴也很难找到了，但是毕竟走在这一片茶树林间的时候能够或多或少的有种时空交错的错觉。

　　毗邻印山越王陵，一片松涛之中的是徐渭的家冢。一老翁坐门前收费，收音机中传来咿呀的越剧。阳光透过松椑的间隙投射在徐渭的坟上，摇曳中透著几分空灵。我想到了杨州史可法的祠堂，只是杨州小调变成了越剧，而这里更寂静些。大约是没有多少人来打扰文长的清静的，生前太过郁闷，身后也该静静的思索一番了吧。　徐渭是个典型的梵高型的人物，生前人生坎坷多灾，而身后却被后人给与很高的评价，8次乡试未中，7次自杀未遂。与他相比，中国历史上其他的所谓狂人都狂的太作作。晚明的舞台给徐渭提供的机会太少了，他的出生也许本来就是一个悲剧，如果他是一个平庸的人也就罢了，然而他却太过聪明，太过富有才能，太过清高，于是他的悲剧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性格上来看，他的乡试文章必定针贬时弊，然而明朝到了徐渭这个时候已经是无药可救了，针贬时弊非但不能让他得到重视，反而会让他成为攻击的对象。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很少有像他这么倒楣的，事业爱情双失败，然而同岳飞这样建立在国破家亡上的”倒楣”相比，他的倒楣又或多或少有些小家子气了。　徐渭的人生结局同他的性格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耿直却又难以承受失败，挫折和无情的现实，这两种性格的组合是最痛苦的。　徐渭是参加过明中后期的抗倭战争的，虽然仅仅是个总督幕僚军师，没有真正上过战场，但是这对于一个文人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为了表达对抗倭英雄的崇敬，他曾为胡宗宪起草了《献白鹿表》，甚至因为胡宗宪受严嵩迫害，自尽而精神失常，误杀妻子，郎当入狱，那时的他应该是彻底崩溃了吧，牢狱之灾也许从正面来说对他是一个打击，然而，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省的机会，53岁出狱的他最终放弃了仕途。走上了文艺创作的道路，这场牢狱之灾为中国减少了一个郁闷的政府官员，却增加了书画史上的一株奇葩，又是生命的一个玩笑。

　　晚年的徐渭自号青藤道人，他的书斋也称为青藤书屋，利用回上海前的一段时间去了一次青藤书屋，很简单，瓦房一间，竹林一片，外加一池春水，仅此而已。第一次听到徐渭的名字是因为看到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自称甘愿为“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也感叹到“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是怎样的才华能够让这样的两位巨匠对他佩服的如此五体投地呢？青藤书屋的墙上写著　“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调侃中透著对自己晚年拮据落魄生活的无奈。晚年的徐渭靠卖字画来维持生计，然而他却并没有因为曾经坎坷的经历而改变自己不畏权贵的性格，从不买字画给权贵，而世人如欲求画也必须在他囊中羞涩之时。又一个落魄而又耿直的文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自己的一句评价：　“贱且懒而直”。中国历史上太多的倒霉的耿直人，以至于耿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几乎成为顽固不化的代名词，成了一个贬义词。明朝是盛产这种落魄文人的，比如徐渭，又如唐寅。当追求功名利禄已经成为不可能的时候，报国无门，怀才不遇，郁闷与落魄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个人的悲剧却成了中国文化的福音。晚年的徐渭甚至穷困到要　“忍饥月下独徘徊”，就在这个院子里面，一个老人为了排解饥饿的痛苦而在月光下，竹林中徘徊，孤灯一盏，月色清冷，饥肠辘辘，怎不让人心生怜悯？今天是阳光灿烂的，却也并不觉得凄凉，然而400年前青藤书屋却见证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落魄的窘境。然而徐文长却始终没有向权贵低头。哲学上认为经历痛苦是人脱离平庸，走向永恒的必经之路，痛苦可以让人从人性的深处得到升华。但是我并不认为徐文长的生命状态是富有弹性的，没有太多的应对痛苦的觉悟，这也是他穷其一生郁郁而终的根本之所在，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的性格与徐渭有着某种共通的元素，也许徐渭的痛苦经历能够给我某种启示吧。人生在世，不应该对任何东西都过于执著，即使是事业，成功与否存在太多的变数与机缘，不能强求，当失败的时候应该学会平心静气的去接受。凡高没有明白这一点，他最后自杀了；徐渭没有明白这一点，他发狂了。这也是我会在燥热的初夏来到这个没有多少人来过的徐渭墓的原因之所在。徐渭走时，只有一席铺着稻草的床板为板。所谓身后名不及生时的一碗稀粥，此时的我到很希望人真的在死后能够泉下有知，这样徐渭的心态能够平静一些，毕竟现实对他太不公平了。

　　徐渭墓南面大约三公里，一个破败不堪的村落里，长眠着中国历史上另一个不应该忘记的人—王守仁，阳明先生本是浙江余姚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将自己的长眠之地选在这个地方。中国历史上文可独自成派，武可报效沙场的人是不多的，南宋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可以算是一个，清朝那个湘军头目曾国藩也可以算是一个，剩下的也许就是王守仁了。南宋那个时代产生个辛弃疾应该是很正常的，国恨家仇最容易激发人的潜质，不论是文韬还是武略。又想到了岳飞，岳武穆的武略超凡脱俗，然而从文的角度看，还稍欠火候，毕竟环境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曾国藩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靠努力加实力闯天下，相对而言，王阳明的成功，天才的成分更多些。与徐渭相比，王阳明要幸运的多，在锦衣卫横行，太监当道的明朝中期，终其一生应该算是没有受什么苦的，贬到贵州应该算是一劫吧，但是正是在龙场的这段时间让他顿悟了心学的精髓，又是一次机缘，绍兴汇聚了中国历史上太多的机缘，仿佛一切都是巧合，却冥冥之中又充斥着必然。王阳明的陵修的很高，拾级而上，需仰视才行，面对大师的时候这样也许才是最合适的方法吧。王阳明应该算是武将吧，出任南京兵部尚书，平宁王朱宸叛乱，平农民起义，我在想如果王阳明晚生个200年也许明朝的境遇就不是当时那个样子了。阳明墓前有日人所立碑一块，前书王守仁生平事迹，后为捐资立碑的日本人名录。王阳明对日本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堪与鉴真媲美。国人多有仇日倾向，然而又有多少人去探求日本迅速发展的原因呢？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虽然奉行脱亚入欧的政策，却并没有放弃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继续汲取营养，所不同的是，刀与菊的文化背景注定了他们会将儒家文化的精髓变相的用于军事的发展上，在这一点上作的最突出的要算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始人东乡平八郎了。身为大连人，对曾经的日俄战争和日清战争较之其他中国人有更深的了解，毕竟自己的故乡曾经是日俄两国刀俎下之鱼肉，然而那个间接导致了旅顺大屠杀的东乡平八郎一生中最崇拜的人却恰恰是明儒王阳明，他甚至在腰间挂着一个牌子，上书：“一生俯首拜阳明”，当严复老先生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候，“蛮夷”日本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国家间的竞争同人是一样的，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天上海街头正在举行抵制日货的游行，而我却在王阳明的墓前回忆日本的成功之路，其实对比五四运动时期，今天的抵制日货的游行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意，时间却相差了近100年，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海战完全超过中国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我们却用了100多年还没有追上日本，这已经不能仅仅用汗颜来形容了。当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立碑纪念王阳明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呢？今天的中国人中又有多少人知道王阳明呢？吉川裕吉，植木枝盛，这些造就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辉煌的人难道就真的不值得我们学习吗？顺便说一句，植木枝盛也是王阳明的忠实拥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