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部分，就是因为图中三个裸女，该画才遭遇到被封的命运。资料图片

　　1979年10月，由张仃、袁运甫、袁运生等艺术家创作的大型壁画群，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简称“首都机场”)创作完成。其中，袁运生的作品《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面中出现了三位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尤为令人关注。

　　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当时正在内地投资的霍英东说：“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一幅原本普通的壁画，被赋予了政策风向标的特殊含义，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争议。

　　近日，袁运生的哥哥，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首都机场壁画创作组副组长讲述了壁画风波的前前后后。

　　李瑞环支持艺术家作画

　　大概1978年底的时候，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张仃先生找到我，要我参加首都机场壁画的创作小组。他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召集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其中有我弟弟袁运生。

　　李瑞环当时是机场建设总指挥，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家去，谈这个壁画的工作。李瑞环说，我们国家很穷，而且外汇储备很少，建机场的许多原材料都要到国外去买，难度很大，需要精打细算。比如说机场里边的墙面，都按外国机场的装修方法，要花很多钱。

　　“我们有这么多艺术家，为什么不能搞搞创作呢？”李瑞环说。

　　我听了感觉他早有想法，把壁画形式运用到机场，既省钱，又有文化意义，一举两得。

　　而且他还很懂艺术规律。当时在座的还有全国政协管文艺的领导同志，我们要向李瑞环汇报壁画创作的具体计划。关于什么题材，什么风格，李瑞环说：“你们艺术家去讨论，自己选定题材，文责自负就行了。”

　　这个自由度一直保持到最后，我们的画稿定出来要具体施工的时候，送去给李瑞环审批，他都不签字，说这是“艺术家的事，我没有资格来批准”。

　　画家们聚在一起讨论，最后定下来要画的，壁画总面积将近500平方米，除了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还有张仃的《哪吒闹海》、祝大年的《森林之歌》、张国藩的《民间舞蹈》、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李化吉和权正环的《白蛇传》，以及我的《巴山蜀水》等七幅。

　　一直画到1979年10月，首都机场壁画才正式揭幕。

　　来了很多领导和艺术界的人，绝大多数都叫好。

　　邓小平也来看这幅画，那天他特别高兴，看得很细致，说：“为什么有人反对画人体啊，这有什么好反对的。”陪同邓小平参观壁画的王震说：“这是科学。”李先念说：“中国有的人就是少见多怪。”

　　邓小平说：“我看机场壁画很好，应该出画册，要是能在城里画一个更好，让老百姓都能看到。”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在报告里突出提到首都机场壁画在艺术上取得的特殊成绩。以前，我们只能画政治题材，从此以后，山水花鸟、农村城市、历史题材等等，都可以画了。

　　反复争议，壁画被遮挡

　　当时反对的人主张修改，不能出现裸体，至少要穿个裤衩，或者不行就干脆撤掉。1979年年底，有人以中国美协的名义专门组织过一次现场批判会。因为画的是傣族女子，组织批判的人从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找来很多傣族学生，整整一车，拉到机场这幅画前面，让他们批判。

　　袁运生出来解释说，这里画的是傣族的历史，不是现在。泼水节的故事在傣族民间传说里，就是说有个魔王总是欺压百姓，后来被傣族少女杀死，人们泼水冲洗魔王留下的肮脏血迹。这幅画表达了傣族人民追求幸福的愿望，是很有诗意，很浪漫的。经过运生这一解释，傣族学生都觉得这幅画很好，要说有意见的话，也是觉得还没有把傣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全面地表现出来。

　　整个现场会中，学生没有对画中的裸体提出意见，搞得组织者很失望。

　　但有关方面为了平息有些批判者的怨气，画还是被挡了起来。先是1980年加了个纱帘，好像给裸体女子穿了件衣服，后来到了1982年又用三合板挡上，这一遮一挡持续了十年。

　　一直到1990年9月，北京要开亚运会了，机场负责人把我找去，让我看看这些壁画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修补。我趁机说到了这副被遮挡了十年的画。我建议把挡板拿掉，我说，小平同志都说过这幅画好，还怕什么？

　　机场负责人也知道中央领导都看过壁画，听我这么一说，也就下了决心，说，袁先生您看着办吧，我们只要干净好看就行。我就从美院找来十几个学生，把挡板拿掉了，只用了半天时间。